只有建立有利于人民健康的法律体系，深化医改才有坚强的后盾，港澳台地区法制观念都较强，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有利于保障健康权益的法律体系。以法律制度来推动健康事业改革与发展，即先有法律制度，再去执行。如台湾制定了《台湾健康保险法》，对健康有关的内容作了明确规定，明确了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三地对法律的执行力也很强，任何人和单位都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动，执行政策法律也不会走样。而我们的深化医改是以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目标，以政策形式出现，没有上升为法律法规层面，也就是说先做，后形成制度。

     由于没有法律的约束力和强制力，在执行过程中会受到很多方面的制约，有的想“打擦边球”，有的对自己有利的就执行、不利的就不执行，工作推进难度大、效率低。因此，抓紧建立保障健康的基本法律制度显得相当紧迫，目前，应优先考虑出台《基本医疗卫生法》。只有构建科学统一高效的健康管理体制，深化医改才有较高的效能。三地的健康管理体制是比较科学先进的，卫生行政部门不仅仅是一个医疗卫生行政部门，还涵盖了跟健康有关的其他部门的职能。如香港的卫生行政部门———“香港特别行政区食物及卫生局”，下设公营医疗和私营医疗两个管理部门，公营医疗管理部门又设卫生署和医管局。台湾的卫生署领导全民健康保险小组、全民健康保险医疗费用协定委员会、全民健康保险监理委员会、全民健康保险争议委员会、中央健康保险局。台湾卫生署还负责药品的生产和定价管理，特别是药品定价管理，不是由物价部门负责，而是由卫生署组织医院的专家，并收集10个其它国家和地区的药价作参考，最终确定合理的价格，避免了定价与用药的脱节，防止了药品流通中的腐败行为，减少了群众在药品上的开支，从而缓解看病贵问题；同时，还可以避免部门之间协调难的问题，能有效地控制运行成本。

     而我们有8个部门在管理卫生工作，工作交叉、相互制约，以部门利益为重的现象比较普遍，造成了人多内耗大。因此，从改革管理体制入手，彻底改变目前这种脱节、扯皮、内耗等效率低下的状况，是提高工作效率的明智之举。只有建立长效的财政保障体系，深化医改才能真正回归公益性。三地的财政保障机制比较完善，法律规定给的钱一分都不少，都能及时下拨，无论是补供方还是补需方，有关法律都非常明确。同时，根据物价调整及时追加，医疗卫生的公平性较好。从投入的情况来看，三地财政对卫生的投入都较高。台湾卫生总费用占GDP的6%，澳门、香港是以占政府总支出作为统计口径，由于没有军费开支，实际支出比例也较大。而我们的卫生总费用只占GDP的5.13%，而且没有法律的强制性保障，目前财政投入卫生的经费往往都是临时议定的，没有长效性，随意性大，水分也较大。因此，建立长效性的财政保障体系应提到日程上来。只有充分利用民间资本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深化医改才有活力。

     三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民营医院发展良好，民营医院占医疗资源的比例很高，政府真正鼓励和扶持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形势，降低了医药价格，患者得到了实惠。如澳门只有公立医院1家（507张病床），另有7个卫生中心和2个卫生站，而民营医院有2家（其中1家586张病床），386家私家诊所。台湾有公立医院82家（45913张病床），财团法人医院123家（60797张病床），私立医院303家（28006张病床）。而我们有公立医院13850家（3013768张病床），民营医院7068家（373669张病床），民营医院明显偏少。尽管近几年出台了鼓励民间资本办医的政策，但实质是制约的多、扶持的少，民营医院生存空间日益缩小。因而，目前出现了一方面政府投入医疗卫生的财力缺乏，另一方面民间资本又难以进来办医；一方面想引入竞争，另一方面又怕民营医疗机构管理难。因此，我们要摒弃一切偏见，拿出实实在在的措施来鼓励民间资本办医，以弥补政府财政不足，引入竞争机制，并通过加强监管，让群众得到更多的实惠。启示之六：只有提升医务人员的职业荣誉感，深化医改才有真正的主力军。医生的价值在于其能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以崇高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服务患者，为人民的健康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而不应想方设法为医院赚钱。港澳台三地医生的地位都较高，医生是自由职业者，可以多点执业，医生收入也较高，香港医生收入是香港居民平均收入的6倍。而我们对公立医院的政府投入不足，造成医生中出现逐利行为。因此，必须保障医务人员有较高的工作和生活待遇，提升其职业荣誉感，使其能够有尊严地工作，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医务人员参与深化医改的积极性，真正让医务人员成为深化医改的主力军，而不是“阻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