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作品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早在汉魏时代即见诸史端。但中国书画市场真正发展成熟，则是近代的事情。清末以来，随着西方文明的侵袭，中国城市文化、市民文化与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书画商品市场也日益繁荣：一方面，作为书画生产者的职业书画家大量涌现，纷纷挂单鬻艺；另一方面，作为书画购买者的新兴市民、资本主义文化形态下的近代商人、国外收藏家等消费群体迅速崛起，购买量日益巨大；随之，作为链接这两个端点的艺术中介机构也相应地发展起来了。
　　欧洲文化社会学家和艺术史学家阿德诺·豪泽尔（HauserArnold）曾明确指出：“没有中介者，纯粹独立的艺术消费几乎是不可能的。”[1]55的确，中介是市场运行中的中心环节，是链接商品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桥梁。在市场经济中，艺术品要想成为商品，要实现从文化产品到文化消费品的转变，就必须按照市场流通规则，通过市场买卖这一中介环节，从而实现艺术品作为商品所应有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在今天，关于艺术品在市场里流通的全过程，可以用下图表简单表示：
　　实上，清末民国艺术品市场的完备程度，跟当下已经相差无几。就书画市场的商业中介而言，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画廊、艺博会、拍卖行、艺术经纪人、美术评论家、美术报刊杂志等元素，也都是在近代书画市场才出现并壮大起来的。本文以书画庄、书画社团、书画展览会三种近代最重要的中介形式为中心，对近代书画市场中介机构的存在形式、运作方式、功能特征等进行初略探讨。

一、书画店（庄、铺）
　　书画店（庄、铺）是一种古老的艺术经营机构，但在近代的书画市场中依然是非常有效的一种中介形式，类似于今天的画廊。约在唐宋时期，书画市场上就出现了一些专营或兼卖书画的店铺，例如，在北宋的东京出现了“卖时行纸画”、“买卖衣物书画珍玩犀玉”等商铺，而在南宋都城临安，也有“陈家画团扇铺”，还有专门制作屏风、做画的市肆。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北京、苏州、杭州、南京等工商业发达的城市，经营文房、古玩、字画的门面开始增多，如南京的“十竹斋”、杭州的“南纸店”、北京琉璃厂的一些古玩店等，都是比较有影响的书画经营场所。“清咸丰、同治以来，书画经营机构大规模涌现，如在北京的琉璃厂，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解放前夕，先后开设过122家古玩铺。”[2]66近代的上海也是书画、古玩、工艺等店庄商铺荟萃之地，老城区的豫园一带，原先商摊杂乱集聚，咸丰十年（1860）以后，“惟许设书画笔墨古董等铺，以点缀景物，迥异向时之甚嚣尘上矣”（1）。抛球场（今河南中路、九江路一带）、广东路、四马路（今神州路）等英美公共租界一带，也是笺扇店、笔墨庄的拥趸之所，大小店面不下百余家。
　　近代的书画经营店形式不拘一格，大部分都是在业务之余兼营字画收售的。有的由古董店充当，即买古玩的同时兼卖字画；有的则由各地的钱庄和笺扇庄代为收件；另外如南纸店、装裱店、茶楼等也是寄卖字画的场所。
　　在各类兼营书画作品买卖中介机构中，笺扇店在近代书画市场上的发展及其经营活动最具有代表性。笺扇店（庄、铺）原本是信笺、诗笺、扇子和文房四宝等物品的专卖店。中国文人历来就有在扇子上题字作画的雅好，而许多富家子弟也喜欢把玩扇子用于消遣和附庸风雅，在清末书画商品化最为普遍的上海，一些有商业头脑的文化商人看准这个商机，竞相开起了笺扇店。这些笺扇店既保持着出售信笺、成扇和书画用品的传统，又开始为顾客和画家搭桥，代顾客向画家求订名人字画，成为书画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一个重要媒介。“当时上海的笺扇店数量非常多，仅同治年间就开设了古香室、青莲室、锦润堂、艺兰堂、丽华堂、戏鸿堂、得月楼、飞云阁、老同春等十多家，光绪又年间开设了九华堂、朵云轩、一言堂、王星记等近二十家，民国前后则出现了锦仁堂、九福堂、笔花楼、清秘阁、九裕堂等近四十家。”（2）据葛元煦《沪游杂记》统计，上海的笺扇店至宣统元年（1909）就已有109家之多了。
　　关于这些笺扇庄的经营方式，《沪游杂记》中曾有记述：“笺扇铺制备五色笺纸、楹联、各式时样纨折扇、颜料、耿绢、雕翎，代乞时人书画。”[3]76民国前后，“代乞时人书画”已经成了笺扇店的一项主要业务，也是它作为商业中介的主要体现形式。以朵云轩为例：朵云轩成立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刚开始也是以经营扇面与书画用品为主，后来的基本经营方式即成了“代乞时人书画”——画家们向朵云轩出具自己的作品价目，即润格，朵云轩把他们的润格张挂在店内显眼处供顾客阅读，书画买家可向店员们讲明自己要买谁的作品，尺幅多少，然后由店员直接向画家本人求取并付酬金，交易结束后，朵云轩可获得作品润资的一至二成，作为代求的手续费。（3）随着市场的扩大，“代乞”后来发展成了店家主动向画家觅揽作品，放在店堂中代售，然后收取一定的佣金。如20世纪30年代上海南京路上的“王星记”扇庄，每天都派专人外出与大小书画家联络，兜揽书画件以代售。
　　除了“代乞”、“代售”后的佣金收入，雇佣画家为店中绘制作品，直接出售获利也是笺扇店的一种经营方式。如蒲华刚到上海时就借宿于戏鸿堂，白天为店里作画，晚上则借宿店内阁楼上；任伯年初来上海时也曾一度受雇于古香室；虚谷亦曾专门为九华堂画笺扇……以这种方式谋生的画家，就类似于今天画廊的签约画家。
　　这些传统的书画经营机构，还催生了一群特殊的人群——书画经纪人。这些中介人承担着接收订件、转交作品和收受润金等责任，是书画家及其作品进入市场的另一条渠道。这些特殊的人群在近代被称为“掮客”。书画掮客们或是低进高出，或是代售代销，从中赚取差价以牟利。如活动于1911—1926年间的“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几乎每天晚上有掮客到馆里兜售书画作品或为买主向书画家预订作品。“海派”画家王个簃也曾回忆说：“我在1933年前后搬到幸福坊。在来的人当中，还有不少掮客。他们有的是带着吴昌硕先生的画来请我鉴定的……有一些掮客知道我收昌硕先生的画，所以当拿到了昌硕先生的一些精品，就会一天几次地来爬我的楼梯。我收藏的昌硕先生的一些作品，差不多都是从掮客手中买下的。”[4]如果说笺扇店是近代书画销售的社会化渠道，书画经纪人就是私人化渠道了。

二、书画社团
　　社团组织的出现，是近代美术领域中一道独特的景观，也是近代书画市场中一条重要的市场销售渠道。现代意义上的书画社团，“是由从事绘画创作、研究、收藏、陈列、展览以及出版等活动的人所组成的有组织的社会群体”[5]12。近代社团的前身是传统文人书画家的雅集活动，如唐代白居易的“尚齿会”、宋代王诜的“西园雅集”、元代杨维祯的“玉山雅集”、清代卢见曾的“虹桥修禊”等。从清中晚期到民国，书画社团大规模涌现，从1792年成立于上海的“平远山房书画会”，到1949年成立于广州的“丹荔社”，前后竟有319家之多（4）。这些组织机构，有传统金石书画社团，有西画社团，还有版画、水彩画社团等，美术家们依托这些社团，或唱酬应和，联络感情；或交流技艺；探讨画理；或互相扶持；订润卖画；或组织画展；出版刊物；或宣传艺术观念，启蒙大众美术，可谓职能多样，各显神通。
　　从运行机制和功能来看，近代社团组织是连接书画家与市场的又一个坚实桥梁。社团的中介作用主要表现在为会员代订润格、作品寄售及宣传推介三方面，并从中收取一定的提成。例如在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书画掮客几乎每晚拿许多金石书画、古玩到题襟馆兜售，题襟馆亦替会员经办金石书画作品的销售事宜，外地来上海以卖印、卖字、卖画为生的职业金石书画家，一般亦通过题襟馆，替他们代订润格和介绍金石书画的销路”[6]9，俨然是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大型商业中介。有不少章程明确的社团，更是以条文形式详细公示出会员润格情况、作品代售的条件及服务费收取等规定，如《豫园书画善会缘起及章程》中记述：
　　应纳之润，半储会中，存庄生息；遇有善举，会议酌拨，聊尽善与人同之意云尔。书例，四尺内整张直幅壹洋，四尺外加一尺半洋，纸过六尺另议。对开条幅整张例七折。横幅照直幅条幅例加半。手卷每尺册页每张各半洋。纨折扇同上，镜屏加倍。扁对及碑版、寿屏书撰不能合作者，归专件例论润。画例，照书例加倍。点品工细长题及金笺、绫绢，均照例加倍。其余书画各件另议。
　　书画家大半都仗砚田，因须先筹公私两全之法，庶可共坚始终乐善之诚。今亦议定所收之润，半归会中，半归作者。“如偶指名专件，仍照个人自有润例，概归本人，与会无涉”。[7]73
　　《上海书画研究会简章》：
　　会中备有笔砚画具，兴到笔走，或书或画，作为寄售品，除照各人仿单例扣取一成外，加纸色费一成。
　　本会代接书画家之件，限期格外从速，以尽义务。其润笔悉照各家仿单扣取一成。润资交到取件。
　　会员临池染翰合作，交存会中作为寄售，公定润格若干。售出后，如三人合作，作为四股分，以此类推，取一股存会中，以备开支不敷之补助。“书画家收藏长物愿意寄售者，请交入本会，先行陈列，随时出售，照价也扣一成”。[8]19-20
　　社团不像书画店一样是一个经营实体，其性质是“混糅了传统行会及近代工商业同业公会的一种同业组织”，“是职业书画家在近代新型工商业都市中，为谋求生存、扩大市场、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的一种互助互济的方式”[9]96。但因为社团有着明确的宗旨、目标（如上海书画研究会以“提倡研究、承接收发为宗旨”，青漪馆书画会以“讨论书画，保存国粹为宗旨”，艺观学会以“保存国粹、发扬国光、研究艺术、启人雅尚之心为宗旨”等等），还有着具有一定的行为约束能力组织章程，既满足了书画家的精神需求，又保证了书画家的物质生活基础，因而比书画店更能维护、平衡书画家的利益，从而引导书画市场公开、公平、稳定地进行活动。近代书画社团的会员，几乎囊括了所有活跃在画坛的书画家，而参加有知名度的书画社团，也成了书画家提高社会知名度、打开市场销路的一条极好的渠道。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