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角就是指叙述者站在什么位置上讲述故事。随着越来越多的现代小说作家在小说形式技巧方面的创新性实践以及叙述学、文体学等二十世纪形式主义文论的兴起，叙述视角理论引起现代评论者的广泛关注。视角与我们熟悉的人称密切相关。小说家提笔写作时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采用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人称的实质也就是叙事者以什么身份来讲述故事，人称与视角有一个互相搭配的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倾向于将两者的搭配看成是固定的第三人称配全知视角，第一人称配有限视角，即叙事者不能讲述按照逻辑与常识他自己不可能知道的事情。但一些现代小说的实践证明，这些搭配并不排斥其他形式的搭配。人称与视角都是叙述者的功能，它们之间的搭配应是自由的，每种搭配都有可能产出特定的叙事效果。这在接下来的对于萧红小说视角的分析中就很容易看到。 
　　一、第三人称全知叙述中叙述者、人物与读者间距离的调整 
　　萧红的《生死场》、《桥》、《马房之夜》、《后花园》、《马易品》等大部分小说都是采用零视角即全知视角，且基本上都是第三人称的全知叙述，一般来说，全知叙述者通常与人物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客观性，置身于虚构的艺术世界之外。但在萧红小说里，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常常放弃了全知而变成了限知。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 
　　1.放弃零视角应有的权威与客观。这在萧红前期小说里比较常见，并也有两种情况。①由于对人物过于同情而未能保持足够的叙事距离，“我”情不自禁地要站出来。如《王阿嫂的死》里读者也被叙述者拉到了人物中间，加深了对人物命运的同情，这比完全客观的说服更直接、更有力。②常常短暂地换用人物的有限视角，放弃了全知视角应有的权威。如在《生死场》里关于“西洋人”给村民治疗传染病那段叙述就很有代表性，读者取得了与叙述者同等的地位，消除了叙述者与读者距离的同时，拉开了与人物的距离，远远观望，甚至屏住呼吸：这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正是“陌生化”所追求的效果。 
　　2.故事之外的叙述者以隐蔽评论的叙述方式实现与读者的交流。在《生死场》里，隐蔽性的评论暗含对愚夫愚妇们对于悲惨生存状态的麻木和对生命价值的盲目的嘲讽和批判。 
　　3.有选择、有重点地集中透视主要人物的内心世界。适当控制对人物内心的透视，也可以有效地调节叙事距离，全知叙述者对某个人物的内心活动展示得越多，读者与此人物间的距离就可能越短，反之则可能越宽，而读者与人物的距离越短，读者就越同情、理解人物，从而产生共鸣。在《旷野的呼喊》里，几乎全篇都在对陈公公进行心理描写，而且有些心理描写是完全外化了的。 
　　二、第一人称内、外视角下叙述者的缺席与隐蔽 
　　第一人称“我”一般有内、外两种视角，第一人称内视角是“经验自我”，可以有两种眼光即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中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以及第一人称见证人叙述中观察位置处于故事中心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而第一人称外视角是“叙述自我”，也可以有两种眼光即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以及第一人称见证人叙述中观察位置处于故事边缘的“我”的眼光。“我”的眼光时而“长远”，时而“短浅”，随之而来的是摇曳多姿的叙事效果。“回忆性的文体的颠峰之作”《呼兰河传》可堪这方面的典范。 
　　小说的前两章表面上看起来采用的是一个全知全能的仿佛上帝般的眼光，对呼兰河小城的过去和现在，从卑琐平凡的日常实际生活到各种精神盛举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类似于弗里德曼叙事视角八分法中的戏剧方式和摄像方式：“读者就像观看戏剧一样仅看到人物的外部言行而无从了解人物内心的思想活动”，作品又像“摄像机一样丝毫不加选择地任意录下一个个生活片段。”先鸟瞰全城，再进行院落特写，随着镜头的推移，走街串巷，挨门到户。这其实是第一人称外视角取得的艺术效果，“我”虽然一次也不曾在作品里出现，其实“我”无处不在，因为“我”是在回忆往事，“我”极力退到边缘位置，甚至置身画外，是一个隐蔽的叙述者，“我”的“声音”从不知什么方向不断传来，能够以间接的方式表现人的思想言行，具有叙述者介入的可能。如在第一章里关于泥坑子给当地居民带来的两条福利的分析，似乎是完全符合当地人的思想行为，其背后包含着更多的东西，很有弹性，冷嘲热讽、嬉笑怒骂而不着一丝痕迹。到了第三章，第一人称内视角的“经验自我”完全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以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这充满童真童趣的“童心世界”，一派自然、天真和浪漫！完全从儿童感受世界的能力和方式出发，浑然而神秘不可知的世界极少有追忆往事的眼光的介入，丝毫无造作之感，了无斧凿之痕，说明作者对于世界依然保有最原汁原味的感受，这也许是天性，这更是一种智慧，以稚拙的叙述语言恐怕永远只属于萧红一个人，这是无法转述的语言。这相对于习惯了高深莫测的“成人世界”的语言又何尝不是一种“陌生化”。 
　　大自然的任性而为以及“我”与大自然的心息相通、无限亲近与“大人们”之间的尊卑贵贱、冷漠自私正相对照。在以后的几章里，“我”又退到了边缘位置，主要是见证人叙述者中观察位置处于故事边缘的“我”的眼光来叙述。“我”的见证人视角，很少有成人经验式、评价式的判断掺杂进去，对于身边的很多事情常常是举重若轻、大事小言甚至言不及意。 
　　总之，萧红小说叙事视角与话语形式的选择与运用为其作品增添许多魅力，这不单单是作为形式，形式本身即具有着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