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理想色彩是“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的重要特征之一，对此，人们大多予以否定性认识。然而我以为，这些理想普遍蕴含着作家对乡村美好未来的真诚期待，也大多代表了乡村的真实要求，可以看作是乡村主体精神的张扬。当然，它的内涵和表述上也羼杂了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受时代政治的局限较多，并存在着阶段性和个人性的差异，但它具有自己的独特思想和审美价值，特别是从新文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历史来看，这一理想富有创造性价值，值得我们重新认识和评价。
　　一
　　理想色彩是“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的突出特征之一。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总体风貌上。这些作品所呈现生活的总体特征是积极乐观，审美风格以优美、欢快和喜剧性为基调。这既表现在其乡村自然图画的富有浪漫美感，乡村日常生活的充满喜悦和希望色彩，也表现在所叙述的乡村故事整体上的顺利、和谐与圆满上——这并非说其中不存在矛盾冲突，但正是这些矛盾几乎都顺利解决，体现了一种圆满的和谐。其中，稍早问世的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作品，较多展现了运动中的阶段性，许多人物的内心世界都经历了矛盾和犹豫的过程，但作品的最后结局都无一例外是喜剧性的，合作化运动获得了胜利(至少是阶段性的胜利)，犹豫者和反对者都最终被纳入到时代潮流之中。较晚问世的人民公社题材作品(以及部分回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作品)，虽然部分作品营造的斗争意味更浓，矛盾更尖锐，但这些矛盾的解决都并不复杂，那些与时代潮流对抗者基本上只承担受嘲弄的命运。作品中明确洋溢着轻松喜悦的气氛，叙述中更包含毫不掩饰的骄傲姿态，完全可以看作是胜利者的豪情回顾。
　　二是人物形象的塑造。“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塑造了许多农村新人形象，典型如梁生宝、陈大春、盛淑君、王金生、王玉生和李双双、张腊月、萧长春等。这些人物的身份都是农村青年，却表现出很多与传统农民不一样的新特征。他们眼界开阔，对生活富于热情，充满对乡村的美好理想和改变乡村现实的勇气和信心。其中的部分形象，如《创业史》中的梁生宝、《艳阳天》中的萧长春、《新结识的伙伴》中的张腊月等，呈现出更显著的时代政治色彩，是农村政治和经济变革的重要实践者。无论是内在蕴含的精神实质，还是外在的行为姿态，这些形象都是以往文学作品中完全没有的。
　　这种情形与现实生活有密切的联系(详见后面的论述)，但它也肯定融入了作家的理想。因为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一个规模宏大的全国性运动，尤其是因为时间仓促、准备得不很充分，人民公社制度的成立又过于迅速，过程中肯定存在比小说作品所反映出来的更多阻力和粗暴作风，甚至不可避免会发生一些悲剧事件。这些丰富的负面因素没有在作品中充分反映，显示出作家不是完全照着生活本身作全盘的反映，而是对生活做出了自己的理解、选择和想象，包含着作家对乡村未来的理想。
　　对于“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的理想色彩及其总体风貌，比较普遍的意见认为由于农业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制度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环境，不符合乡村发展的规律和方向，因此这些作品的理想书写缺乏充分的现实基础，违背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原则，是“以现成的政治定义为依据，虚构出一个教条式的‘本质’来”；对其人物形象塑造的看法也大体相似。如柳青《创业史》中梁生宝的形象的评价。作品问世之初，就有学者提出批评，在将其与真实生活原型王家斌进行对比的基础上，指出梁生宝形象的精神特征超出了现实水平，人物的思想理念不是“当时条件下人物性格的必然表现”。在上世纪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潮流，也有学者指出“柳青在对生活原型的艺术改造过程中，也超出了把生活艺术化的一般界限”。这种观点一直延续在今天的一些文学史和研究著作中。
　　不能说学者们的观点完全没有道理，但我以为，他们所做的结论还略显草率和简单。首先，我们不能以“超越现实发展阶段”和“违背发展规律”来否定文学中的理想。因为既然是理想，肯定不会与现实一致，会对现实有所超越。至于理想是否符合发展规律，也不能以短暂的社会状况来考量，而是需要放在更宽广的社会发展状态中去看。而且文学作为作家心灵和精神的投射物，它是作家以心灵、想象和文字营造起来的另一世界。这一世界虽然与现实世界有深刻关系，但也可以看作是作家心灵的乌托邦，理想性是其重要特征。我们不能简单以现实与否来对它进行评判；其次，从文学创作上讲，作家有选择创作方法的自由。如果我们不将现实主义当作文学评价的唯一圭臬，以更开放和多元的态度来认识文学的本质，文学表现理想，或者说文学具有一定的理想色彩并不是缺点，关键应该看这些理想和对这些理想的表现是否恰当与合理。如果要求文学与现实简单对照，要求作家放弃自己对生活的选择和想象的权力，实质上是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庸俗化和简单化；第三，“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的理想表现与现实的关系是复杂多元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制度之间存在着阶段性的巨大差异，作家的书写也带有很强的个人性。对于这些状况，需要细致客观的辨析。
　　二
　　理想是一个具有哲学内涵的概念，但既然谈文学的理想，应该主要遵循文学的道理，换言之，需要从文学创作的独特性来考察。文学理想所关联的最基本内容应该在两个方面：一是作家的精神世界；二是作品所描述的生活世界。在这一前提下，对文学理想的评价自然也不能例外。
　　以之考察，作家心灵的真诚是考察文学理想的标准之一。因为文学是心灵的产物，它的真诚与否既直接决定文学的某些本质，也会直接影响文学对现实表现的真实性。如果作家对现实的描述蕴含着对未来真诚的期待和梦想，其理想就具有一定的真实意义。但是，单纯的真诚却不能构成理想的合理性，它不能离开与生活的结合。因为文学表现生活，却要受到生活的制约。而且在一般情况下，作家与生活这两个因素之间是有很大程度一致性的，因为作家的真诚往往是反映生活主体特征和要求的重要基础。当然，也会存在二者相背离的情况，就是尽管作家满怀真诚，但由于种种原因限制(如作家拥有的生活基础以及对生活的认识程度)并不能真正反映生活的主体要求，其理想是虚幻和与生活相背离的。
　　具体到“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其理想蕴含着作家的真诚。几乎无一例外，这些创作者都来自乡村，或与乡村有很深的精神和血脉联系，又都很熟悉乡村生活，了解乡村多方面的情况和发展要求(像赵树理、柳青等作家都针对乡村社会的经济发展问题撰写过专门的文章和意见书，在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中都发表过针对性的意见或批评)，对乡村命运有真诚的关切，并将自己的文学创作乃至个人生活与乡村世界都紧密地结合起来，以文学为关爱乡村的一种方式。如周立波、柳青为了文学创作长期安家到农村，赵树理也始终保持与农村的密切联系，为了写作《三里湾》，到农村长期蹲点。浩然、李辈、王汶石等作家对乡村也深有了解，生活积累很丰 富。在这一点上，孙犁对他写作《铁木前传》的表述很有代表性：“我选择了我最熟悉的生活，选择了最了解的人物，并赋予了全部感情。”
　　这种感情投射在作家的创作上，最显著之处就是作品的价值立场和关注点。“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表现出较鲜明的乡村本位价值立场，也就是说，作家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价值偏向都是以乡村为本位的。城乡关系是一个较直接的体现。因为长期以来，农村和农民都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十七年”的城乡差距虽然不像后来显著，但也颇引人注目。在这方面，作家普遍表现出对乡村立场的维护。最典型如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作品借种种方式揶揄城市生活，对乡村生活进行理想化处理。这种价值偏向是如此之剧烈，以至于有批评者进行质疑，认为它是“在一种假想的状态中彻底否定城乡之间存在的现实不平等”。同样，赵树理的《三里湾》等作品也表示了鲜明的乡村价值观。在马有翼、范灵芝等回乡知识青年与王玉生、王玉梅等本土农村青年之间，赵树理对后者的价值偏向非常明显。在《卖烟叶》等作品中，赵树理更谴责了那些想离开农村到城市发展的青年农民。
　　这一点更体现在如何对待乡村青年前途的问题上。在城乡差别明显的中国社会，农村青年的出路是一个很现实也容易让人产生矛盾的问题。从青年的发展出路着想，离开乡村应该是最好的选择(在当时城乡之间人才的流动还比较宽松的情况下)，但是从乡村发展着想，留住这些人才又非常有必要。正是在这些有冲突性的选择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作家以乡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这些作品塑造了许多优秀农村青年形象，如《山乡巨变》中的盛淑君、陈大春，《三里湾》中的范灵芝、马有翼，《创业史》中的改霞，以及《黑凤》中的丁黑凤、李月艳，刘澍德《归家》中的李菊英等。在人物个人前途和乡村前景的冲突间，作家也常常会陷入到矛盾中，但绝大多数作品的选择是让青年们留下来建设乡村。对此，有批评者予以指责，但其实是作家对乡村的热爱甚至超过了对人物的热爱，是作家对乡村美好前景的期盼超越了对个人的命运关注。
　　作家对乡村的关注，最突出的当然是现实政治运动。撇开其复杂政治内涵不谈，运动中蕴含的一个关键点是对乡村的改变。姑且不论其结果如何，至少它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作家期待乡村发展的主观愿望。或者说，作家之所以那么积极地投身于对现实乡村运动的书写，是因为他们有通过运动改变乡村面貌的真诚期待。正因为这样，作家在热切关注运动本身之外，还醒目地表现了与乡村发展相关联事物的热情。前面所谈的乡村青年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乡村的科技改革。在“十七年”时期，乡村科技是改变乡村面貌、发展经济的重要前提，作家的创作中也普遍有所关注。如《创业史》中写到水稻密植，《三里湾》中更是对王玉生从农具到种植方法等多种科学探索进行了详细描述和大量赞美，《耕云记》叙述了萧淑英的科学天气预报，西戎的《丰产记》和马烽的《韩梅梅》则分别关注了玉米品种改良和科学养猪的问题。对这种心理更急切也更直接的表现，是一些作家在作品中明确表达了对乡村未来的憧憬。《不能走那条路》和《创业史》都通过鲜明的新旧对比，以农民们昔日幸福追求的不可实现来映衬现实和未来的美好。《山乡巨变》则通过陈大春与盛淑君两个农村青年充满热情的幻想，描绘了一幅乡村未来的美好蓝图。《三里湾》更是直接描画出“现在的三里湾”、“明年的三里湾”和“社会主义时期的三里湾”不同图画，反映了作家略显急迫、超越现实的心态。
　　由此可见，“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中的乡村理想与作家的乡村情感、乡村立场是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的。对乡村的深厚感情和期待乡村更美好的真诚愿望，既使作家拥有乡村的价值立场，也使他们很自然地认可现实中的合作化运动，甚至自觉不自觉地对其进行某些美化，忽略掉其中的阴暗面。不排除这中间也可能会羼杂时代政治要求等其他因素的影响，但至少在一定阶段和一定程度上，作家的乡村情感与现实政治运动之间是有较多契合的。
　　其一，从根本上说，“十七年”农村最初实行的农业合作化政策是否完全不具有现实合理性，值得进一步商榷。因为至少在运动初期，这一政策确实较大幅度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帮助了绝大多数农民走出贫困，避免了迅速的分化。我们往往以整个社会发展进程以及经济制度的合理性来规范对“十七年”及其乡村生活的认识，其实，对于当时的农民来说，他们最期望的，是走出贫穷、过丰裕的生活，是精神愉悦、家庭幸福，至于到底是私有制还是集体制并不是最主要的。即使是在今天的农村，合作的方式也被很普遍地应用，并且很有可能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这一点，可以将农业合作化运动与后来的“大跃进运动”作一对比。合作化运动的科学改良、相互帮助促进丰收等理想描画确实是有可实现的可能性的，也确实代表了当时许多农民的愿望。但是，“大跃进运动”中的许多措施却是完全背离了农民的愿望，是政治对乡村的权力异化。二者在实质上有着云泥之判；其二，五六十年代农村的氛围确实是比较积极单纯，是较有理想激情色彩的。从整个社会来说，一个新生独立民族国家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文化的积极向上，而且在多年战争之后进入稳步发展的和平时期，人们的心情自然是充满喜悦的——尽管这种喜悦是以单纯为前提的——在整个社会洋溢着激情和欢乐(尽管可能有些盲目)的氛围中，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一直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正幸福地感受着土改以来的巨大生活变迁，他们呈现出更大的生活热情，拥有对生活的更强烈愿望和美好期待，是完全具有现实合理性的；其三，农村“新人”也是有一定现实基础的。在时代氛围的感染下，一些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表现出了与传统农民不一样的精神气质，如热情、忠诚、无私，以及对集体的绝对信任，甚至具有一定自我牺牲精神，是具有合理性的。因为“十七年”的文化具有某种乌托邦性，也暗合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历史和现实文化的引导，使一些单纯质朴的农村青年受其感染，表现出与时代要求相一致的精神面貌和行为特征。我们可以说这种精神和行为是单纯的，但很难说它是不恰当，更不能否定它的真实性——所以，对于当时报刊上经常宣扬的农民模范事迹，我们不应该简单地予以鄙薄，相反，在这种鄙薄背后，也许正折射出我们自身心灵的某些卑微和市侩气。
　　在这个意义上，“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中的理想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乡村主体精神某种程度的高度张扬，是作家内心情感和希望与乡村自我发展的一种结合。作品中的美好环境、善良伦理和喜悦生活场景，以及生长着无数充满才华和朝气的优秀农村青年、乡村科技的迅速发展，既寄托着作家改变现实乡村的美好愿望，也传达出了乡村对未来世界的某种憧憬。特别是它们在城乡关系中所寄托的理想因素，更反映着长期处于卑微状态的乡村的自强愿望，反映着农民们期待着乡村物质的丰饶、生活的美好，也期待着精神 上的拓展，在城市面前能够拥有自己的尊严。作家这些理想图画既具有传统农民文化的因素，也对此有所更新和发展，它使中国传统农民对“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期盼转变为对乡村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意识，对于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来说，这都是一次思想的升华和变革，是对中国农村和农民品质的有意义提升。
　　三
　　当然，“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的理想表现并不是完美的。这主要地表现在与乡村主体的关系上。虽然它在整体上反映了农民的主体要求，但一部分作家表现的乡村理想并不那么符合乡村自身的愿望要求，甚至存在有一定程度的背离，这些理想所代表的是时代政治的愿望，是政治对乡村的异化要求。这种情况与作品产生的时间有关，一般来说，较早问世的农业合作化题材作品缺陷较轻，较晚问世的人民公社题材作品中问题较严重。这与作品所诞生的时代政治环境有密切关系，也造成了“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理想复杂性和阶段性差异的特征。
　　这一问题在“新人”形象上体现得比较明显。一方面，这些人物形象具有较强的合理性。以最受非议的梁生宝为例。这一形象的个性和品质，如他对父亲的孝顺、对邻里的热忱、对改霞的追求和爱，都是符合乡村文化传统的，“梁生宝所追求并体现的新人风范与他浸润其中的民族文化给他打下的人格底蕴常常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这也是这一形象能够立足的根本原因。但是另一方面，他身上也有一些品质不是来自乡村而是来自现实政治。在他的身上，有很多方面又表现为政策的执行者和政治思想的附庸。有研究者认为：“梁生宝几乎天生地具有一种新农民的本质”，我以为这种说法并不恰当。更恰当的概括是他既有传统农民现代升华的一面，也有党在农村政策优秀执行者的一面，农民性和党性在他身上有复杂的融合。因为真正的理想农民，应该具有农民的基本素质，他的思想和性格可以发展，但它们始终都应该是与中国乡土文化、乡村大地相密切关联的，他不应该是外在文化的代表，也不是外在利益的体现者。梁生宝虽然还未充分体现这些特征，而相比于梁生宝，稍后问世作品中的张腊月、萧长春等形象上农民品质更少，政治色彩更强，甚至可以说虽然具有农民的外表，实质上已经是党和政治的化身。
　　之所以出现与乡村主体隔膜甚至是背离的情形，与作家主体情感也有深刻关系。也就是说，“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作家的乡村情感并不单纯，其中也羼杂了一些非乡村的因素，那就是政治的影响。因此在创作中，他们既要表达自我主体精神，也就是对乡村的自我认同和自我想象，同时也需要表达某种政治要求，传达某种政治声音。柳青这样表白创作意图：“我要把梁生宝描写为党的忠实儿子。我以为这是当代英雄最基本、最有普遍性的性格特征。……小说的字里行间徘徊着一个巨大的形象——党，批评者为什么始终没有看见它?”“在我看来，梁生宝这类人物在农民生活中长大并继续生活在他们中间，但思想意识却有别于一般农民群众了”。浩然更完全将自己的创作与政治斗争联系起来：“我要当一个文艺战士，拿起文艺这个武器，为革命事业服务，把‘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句话，作为我的战斗任务。”虽然不能完全按照作家的表白来认识作品，也不能说现实政治与乡村主体就完全是对立的，但它们之间的不和谐处(特别是“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制度，它们的发动和存在都主要是政治现实需要，很少考虑到农民自身的利益和要求)，影响到作家创作思想的统一性，也造成了“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的理想与乡村自我的冲突。
　　这种情况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作家建构的乡村理想会受到时代现实政治的较大影响和制约，他们小说中理想的合理性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当时代政治比较符合乡村主体要求时，作家的理想表现就更为切实，而时代政治对农民愿望有较严重的背离时，作家的理想表现就存在扭曲之嫌。这与“十七年”时期政治对文学严厉的束缚有直接关系，也反映了作家在思想的独立性和坚定性上存在较明显的不足。
　　它的另一个后果，在“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的作家创作过程中，体现在作品内部思想和艺术结构的完整性和统一性方面。如柳青的《创业史》，作品出版后进行过多次修改，有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也折射出柳青的内心矛盾，反映他内心的乡村情感与政治立场之间的冲突，蕴含着他在如何处理乡村主体与政治要求之间的矛盾和困惑。所以，“农业集体化道路的困境，现实生活的逻辑冲击着作者的理念逻辑，使他陷入深深的苦闷和自省之中，写得很慢，写不下去”。同样，孙犁的《铁木前传》未能最终完成，表面上看是因为作者当时的身体状况，但更深层的原因应该是作者内心的困惑，他不能自信地完成对乡村理想的描画，于是只能让作品无疾而终。
　　作品内部的冲突体现在多部作品上。《创业史》、《三里湾》、《山乡巨变》和《铁木前传》是这时期乡村题材小说中最受好评的作品，而它们在思想情感和艺术结构上都存在有较显著的不和谐处，特别是在故事发展的后半部和最后结局上。《创业史》在如何处理改霞和梁生宝的关系，以及她是否离开农村上，后半部分多次出现不够合理乃至相互矛盾的细节。对于柳青这样一个追求艺术严谨的作家来说，这些矛盾绝对不只是艺术表现上的原因，更是由于作家的内心冲突，它蕴含的是作者内心的隐痛。类似的情况还有《三里湾》和《山乡巨变》。很多人都注意到《三里湾》的结局太仓促了，几对婚姻很有些“拉郎配”的意思，也明显感觉到《山乡巨变》的正篇和续篇之间艺术水准有明显的差距。人们大都归咎于作家的创作能力，其实也许从创作心理上来理解更合适——对于赵树理和周立波这样有着较深传统文学造诣、尤其长于讲故事的作家来说，如此令人不满的叙事结局，其主要原因可能是他们无法在政治要求和农民利益之间寻找到恰当的平衡，对之作出更完善的处理。同样，《铁木前传》的艺术完整性也受到作家情感困惑的严重影响：“主观倾诉和客观描写之间存在的矛盾甚至造成了小说结构的裂隙，在作品的后半部，作家为了使生活逻辑服从自己的情感逻辑，便合弃了故事的完整性，以一节叹惋结束了作品，致使情节发展出现了严重的断裂。”
　　但我以为，尽管“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所表现的理想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其意义不可否定。除了前面所谈的它在现实合理性上的价值，更具有文学史上的创造性意义。这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乡村书写历史有关。因为五四启蒙文化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乡村形象基本上都是阴暗、沉闷的，鲁迅的“未庄”和“阿Q”可以作为中国文学乡村世界和农民形象的典型代表，充分显示出农民和乡村“待拯救”和“待启蒙”的位置。此后，虽然废名的《竹林的故事》和《桥》、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带来了一定改变，但由于个人思想和文化背景等原因，他们笔下的乡村也多是忧郁感伤，很少有欢快亮色。上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中，情况有一定改观，但也许是因 为尚处战争环境中，现实问题更为急迫，作家的创作基本上是关注现实，尚无余裕去畅想未来。典型如赵树理的作品，《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等虽然有大团圆色彩的结局，但故事中的过程却是相当沉重，自然很少表现对未来的向往。
　　当然不是说理想色彩是文学评价的必备条件，但是，中国乡土小说那么显著地匮乏理想，还是有值得反思之处。其一，它显示出作家对乡村了解和表现的不够深入。因为尽管中国现代乡村社会灾难深重，也距离现代文化比较遥远，存有较多的封建伦理色彩，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只能是苦难的渊薮，不会有自己的快乐和梦想。事实上，乡村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它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既有欢乐也有自己的梦想。只是表现乡村的沉重却缺失其欢乐和梦想，这样的乡村世界显然不完整，也很难说是足够真实的；其二，它显示出作家缺乏对乡村世界的必要尊重，缺乏真正独立的文学精神。作家之所以习惯于表现黑暗的、没有理想的乡村，并不完全是他们不了解乡村，而是因为他们受现代启蒙文化的影响，没有将乡村作为一个自在的、独立的主体来看待。事实上，这种创作方式既是对乡村的不尊重，也是对文学本质的背离。因为缺乏平等的立场，缺乏对书写对象的尊重，也就远离了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远离了文学的真正品格。
　　“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对这一传统做了彻底的改变，它的理想书写渲染了乡村的梦想，张扬了乡村的主体愿望，是对于乡土文学一次大的发展和改变。而且它也改变了现代乡土小说基本上只将乡村作为批判和启蒙对象、实质上只承担现代文化的辅助者和负面形象的历史，呈现出了更充分的乡村主体精神。从审美角度来看，理想的介入也赋予了“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独特的艺术个性。它对乡村生活充满希望和光明色彩的叙述，对乡村人物品格积极面的挖掘，对乡村伦理直接而自如地表现，充分体现了乡村的主体姿态，它不只是提供了另一种乡村审美形态，本身也是一种具有振奋人心力量的独特审美风貌。
　　当然，我强调“十七年”乡村题材小说的意义价值，并不是忽略其缺陷，它的缺憾是非常让人感到惋惜的。我想借以表达的是：真正优秀的乡土小说，应该是赋予乡村以主体身份的作品，是能让乡村自如和自信地展现其爱和恨、喜与愁、美与丑，呈现其自我形象的作品。乡村不是政治、文化或其它任何事物的工具，它是一个独立的主体。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呈现出乡村的生活、文化和精神。就像荣格说：“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因为《浮士德》中“利用了在德国人灵魂中回荡着的某个东西——一个‘原始的意象’”，拥有深厚历史和文化的中国乡村也完全能够创造出《浮士德》式(当然是中国式的《浮士德》)的杰作，关键的是它能够找到歌德这样的优秀代言者，能够让它的自我主体得以充分地呈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