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1月12－13日，“视野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现状”研讨会在上海大学新校区乐乎新楼召开。此次会议由上海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文学评论》编辑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共同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苏州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中国海洋大学、西南科技大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大学以及韩国木浦大学等的三十多位当代文学研究学者参与了研讨。
　　研讨会由六场大会发言和两场圆桌会议组成，主要围绕“当代文学研究如何提高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对话能力”这一瓶颈问题展开，在试图整合两个“三十年”的前提下，一方面集中讨论了中国当代文学“前三十年”出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劳动”、“新人”等一些重要概念，试图重新理解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国的独特经验，并探讨其在当下中国有无被激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则聚焦了“后三十年”全球资本主义、图像意识形态、地方经验的变化给当代文学史写作和文学教育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试图借助跨学科的方法扩展与重构“文学”的概念，寻求文学与当下现实对话的新的资源与路径。
　　现实主义：困境·活力
　　“现实主义”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乃至20世纪中国文学始终无法绕开的重要文学命题。在当代文学普遍无法有力回应当下现实的今天，对现实主义的关注，实际上指向的是文学如何介入现实、如何重塑现实的思考。与会学者因此不仅分析了现实主义所面临的种种困境，而且也探讨了文学应该如何借助现实主义的路径回应现实的种种可能。
　　陆建德(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会议伊始，就以对20世纪中国文学最核心的概念“自我”的反思直指其不足：即中国文学在心理刻画的深度方面做得不够，不仅自我审视欠缺，也因为自我过度扩张而不能以无我的精神来观察世界，外界事物只在成为自我的投射时才具备意义，这就导致了自我的美化和单一化。这一中国文学的不足在当代文学里面也有延续。他指出只有加强自我审视，作家或批评家在重构外部世界时才会更有批判力度。
　　董之林(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过对被当代文学史忽略的作家王林及其作品《腹地》的分析，指出《腹地》的创作所遵循的是现实逻辑，而不是一种观念或写作程式的逻辑，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拒绝先验的观念，而按照自己的观察与体验不断“旁生枝节”，最终完成了生动可感的艺术作品。但当时的批评界恰恰是被后一种逻辑所支配，因此小说刚一出版，即引起巨大的批判。她认为两种创作逻辑的冲突背后是“文艺思想”和文学观念的分歧，而《腹地》无疑对左翼文学之后的写实小说观念做了重要的补充与修正。
　　李海霞(上海大学)以当代作家路内小说创作为个案，反思了现实主义在当代的困境：一是在当今生活世界碎片化、生活意义多元化的语境下，现实主义已经丧失了其赖以生存的严肃性与史诗性；二是90年代之后“后现代主义”情感结构在整个社会弥散开来，现实主义写作由此变得琐碎与平庸。她认为现实主义必须要创造出足以抵制这一情感结构的美学形式来，才有可能继续下去。倪伟(复旦大学)认为，今天现实主义的困境除了上述原因外，作家缺乏一定的认知水平和雄心也是重要原因，其根源在于中国当代作家总是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观察世界，而没有真正地进入到生活当中来。
　　王光东(上海大学)在集中阅读了2001年以来的《小说选刊》后注意到，新世纪中短篇小说创作“地方韵味”有着明显的弱化，他认为作家在运用文学语言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对语言的审美性把握方面，而语言审美性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地方韵味”，因而他对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学能否切实表达“地方经验”表示了担忧。
　　梁展(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朱康(华东师范大学)通过考察90年代的诗学论争与“80年代”、“90年代”的关系，在世界／本土、精英／民间、民族主义／后殖民等多重关系中，讨论了当代诗歌理解的分歧与如何打开新的认识维度的问题。刘艳(中国社会科学院)则提出了立足于“当代性”来把握当代文学多种面向的重要性。
　　社会主义·劳动·新人
　　如何重新阐释“社会主义文学”成为此次研讨会的关注热点之一。这一研究热点的兴起可以追溯至上世纪90年代唐小兵主编《再解读》一书的出版。“再解读”的思路实际上是将社会主义时期文学纳入到“现代性”的分析框架之中，从而打开研究空间。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越来越意识到这种“海外汉学”的思路在打开的同时所显现出来的遮蔽性，于是如何在对“再解读”的“再解读”上，开拓出新的思想学术生长点，成为此次会议与会者努力的方向之一。
　　罗岗(华东师范大学)认为《“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吃不饱”是一种症候，指向了一种“具体的普遍性”，即“合作化”作为一种新的集体劳动生产方式，如何改变了千百年来中国农民和农村的旧习惯。他指出，两者的矛盾表明中国农村的问题与民族国家的问题构成了某种同构关系，既要求集体化，又追求现代化，两者之间的矛盾至今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因而“赵树理难题”在今天依然有意义。
　　朱羽(上海大学)则将“美学讨论”置于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大跃进”时期群众文艺实践和政治经济转型的“上下文”中来加以讨论，试图呈现的依然是劳动问题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复杂性，指出围绕着劳动美所展开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自我理解与自我批判，正是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组成部分，需要得到当下学界更为有力的回应。
　　倪文尖(华东师范大学)通过解读《千万不要忘记》剧本来讨论“改造人心”与“社会主义新人”呈现的难度。他指出唐小兵的相关解读认同的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唯一性，即以私我通过交换形成市场的方式形成资本主义现代性方案。倪文尖认为这套方案是需要反思的，他提出了“改造人心”的重要性——既然人心是历史构成的，那也意味着改造人心就是可能的；我们不能将80年代之后形成的“人”及“人心”的概念普遍化和真理化，而需要在反思基础上，寻找到新的解释“人”及“人心”的资源，才能回应当下现实的危机。
　　张炼红(上海社会科学院)通过对《窦娥冤》、《李慧娘》等鬼戏改造过程的考察，分析了“推陈出新”的社会主义文艺实践所指向的关于如何重塑国家理想和人民主体，以及如何再造民众生活世界和伦理道德等重大问题。而郭春林(同济大学)则通过重读高晓生的作品，呼应了“赵树理难题”，由此展开对社会主义经验的承续与变异的思考。
　　作为理解社会主义经验的关键，倪文尖提出的“新人”问题引起了众多与会学者的讨论。王鸿生(同济大学)认为，“人”的概念不是凝固的，而是被生产的，“人”是相互定义的，不能单独自我定义，特定的社会会产生特定的人的预设，这一点已为社会学界所普遍接受。王鸿生同时建议将这样的问题引入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来。王晓 明(上海大学)则发挥了倪伟发言中提到的“旁观者”说法，认为“旁观者是不能成为新人的”，只有主动地积极地而不是消极地被组织地参与到社会变革中去，才可能产生今天的“新人”。
　　影像·媒介·意识形态
　　当下中国的文学版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网络、影视、手机等新媒体的出现，使文学的生产与传播以一种全新的形态出现，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阅读／观看群体，提供了人们对世界、对现实全新的认知方式和想象方式。面对这样的现实，如何在更开阔的视野中内在地把握文学创造、生产、流通的权力话语与运作机制，来重新思考诸如“文学性”的问题，成为思考未来文学生长可能性的必由之路。此次会议也体现了文学研究者们在这方面的努力。
　　毛尖(华东师范大学)分析了革命影视剧中人民／“炮灰”的影像变迁。通过《高山下的花环》和《集结号》的对比，她认为二者都描绘了历史对普通战士和普通人民的亏欠，但前者通过影像补偿了历史的亏欠，而后者却加剧了亏欠，不能在观众心里催生出为国捐躯的崇高，却容易产生“沦为炮灰”的感叹。毛尖指出，将传奇与革命合围，人民和战士汇合，才是对“历史正剧”的本质修复，而重建记忆，重建历史正剧，在今天至关重要。
　　董丽敏(上海大学)以2011年穿越电视剧《宫》为个案分析了新世纪以来风靡一时的“穿越”文化现象。她认为：“穿越”作为特定的影像意识形态，反映了转型期中国道德训诫、利益追求、文化冲突等多重因素犬牙交错的状况。它缘起于80后城市女性青年不满于现实生存而企图通过大众历史读物来逃遁的冲动，其主导性因素仍是现实“成功”梦想／法则；“穿越”折射出了“中产阶级”化的城市女性青年改变现实／历史能力的可能性与有限性；因而并没有真正成为介入现实与重构历史的新的强有力的力量。
　　杨位检(上海大学)则讨论了1981年农村电影《喜盈门》，指出电影通过影像预见性地隐喻了80年代及其之后的农村伦理危机，然而这只是暂时性地充当了一种治疗手段，最后仍受制于实践的限度与习俗的残余。马春花(中国海洋大学)则关注了80年代“伤痕文学”作品在大陆和台湾的电影改编，提出“伤痕文学”跨越台海的电影旅行，使大陆与台湾之间在彼时极其敌对的境遇中，藉由互相刻写／影射“历史伤痕”而共享了彼此之间的认同与差异。
　　从文学史到文学教育
　　从文学史、文学教育的角度来考察当代文学的整体面貌和流变，并从中发现文学、文学教育、文学史书写与时代政治及社会之间的复杂关联，也是与会学者讨论较多的话题。
　　王尧(苏州大学)提出了当代文学史论述的五个概念：制度范式、扩大的解放区意识、“简单中断”与“历史历程”、过渡状态与无作者文本，以此试图丰富学科话语，打开新的解释空间。姚丹(中国人民大学)指出了新中国文学与民国经验之间的连续性，认为五四新文学作品的权威地位的确立，其实是接续了新中国推广普通话、普及初等教育的历史实践；而新文学语言的试验，也在不少民国作者的新中国文学翻译中得到延续。这一观察无疑为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杜英(华东师范大学)则试图以“空间”(场域)视角质疑既有的认知框架，破除已有的关于四五十年代文艺“转折”研究中出现的地域均质化、背景式的想象。
　　林春城(韩国木浦大学)以新近出现的“汉语新文学”(朱寿桐)和“华人文学”(严家炎)概念为切入口，指出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从“中国文学”改变／膨胀至“汉语文学”、“华人文学”的书写流变，其实是一种后现代的策略，尽管实现了所有范畴尽可能的融合，却也不可避免有将范畴以外的文本加以排除的趋势。李云(上海大学)则通过1985年出版的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主编的《新时期文学六年》教材的分析，对“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问题作了富有历史感的追溯和重识。
　　作为当代文学书写的另一维度，罗小茗(上海大学)以吸纳了文学教育思路的《语文课标》为研究对象讨论了当代的“文学教育”问题，认为《语文课标》虽具体化了对“文学”的理解，但实际效果却是语文教材／课程变得“没有规矩”，导致了庞大的自由和过于狭隘的“文学”理解。
　　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从方方面面探讨了提升当代文学研究影响力的资源、路径与方法，而胡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董乃斌(上海大学)、韩钢(华东师范大学)、吕新雨(复旦大学)、雷启立(华东师范大学)等来自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当代史和传播学的学者的加盟，更使得对当代文学问题的讨论能在跨学科的视野中展开。当代文学研究如果要保持自身的活力，正如薛毅(上海师范大学)所提醒的“不能切割得太碎”，必须要搁置在多重关系中，并从多种维度加以拓展，突破既有的文学研究方法论的限制，才能摆脱当前的困境，探索出通往未来文学的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