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世纪化转折,人们的社会文化心理和审美风尚都有了巨大变革,平均、单一、模式化的文化观念开始走向多元,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共存.新世纪以来,以影视传媒为载体的文化艺术在继续扩大这一文化转变的同时,更多地呈现出一些新的指向.
　　政治意识形态化导向与大众娱乐的调和
　　纵观中国电影的百年发展,我们会很容易地发现中央政府强化对影视文化的调控,政治意识形态化导向一直是贯穿始终的中心.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最直接体现就是"主旋律"影视创作现象,各种英雄模范、好人好事题材热方兴未艾,出现了一大批以政治性事件和英雄人物为创作题材的影视作品,这些作品在特定的时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以共产党优秀干部为题材的《焦裕禄》、《孔繁森》等;以革命历史题材、特别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为创作主旨的《大决战》、《百色起义》等;以反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业绩为主题的《开国大典》等.在中国影视文化的构成中,意识形态标准对影视创作的引导性和影视评选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电影的指令性行为与艺术性行为间缺乏融合,这使得多数"主旋律"影片在艺术上、市场上甚至意识形态教育上都没有收到想象中的传播效果.
　　政治意识形态导向与大众娱乐是影视艺术要面对的两个内在矛盾,如何使影视作品既能实现其审美教育的功能,又能充分满足大众娱乐的感性审美需求,是当代文化现实给影视艺术提出的一个严峻的课题.在经过对曾经的文化现实深刻反思之后,中国近十年来影视艺术在思想导向和大众娱乐之间寻找到了一个"结合点",通过"主旋律"影片的平民化和市场化探索与"娱乐片"的理性思索风格,来实现意识形态导向与大众娱乐的和解.这种力量,对这一时期影视创作的题材选择、叙事方式、价值观念的表达以及影视语言创作都产生了直接而巨大的影响,从而形成了特殊的时代风格.
　　《集结号》(2007年)作为一部主旋律影片,改变了英雄在观众心目中的形象,与中国电影中主流战争叙事那种人性的缺席拉开了距离,让人印象深刻地记住了甚至是触摸到了民族解放过程的残酷和不朽.它融合了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思想,影片中有血有肉的军人被呈现在残酷、疯狂的战争中,人被历史所淹没,被历史必然性所摧毁,就像一粒尘埃,几乎可以被忽略、可以被以历史和集体的名义取代.谷子地倔强地寻找着自己的兄弟们并为他们正名.强调个体感受及人性的概念,为每个人而努力,这不正是我们对战争最好的反思吗?个人永远是战场上的牺牲品,战争最大的受害者也正是每一个个人.同时,该片用最先进的技术手段真实地再现了战争史实,在中国战争题材的影视创作中开辟了新的道路.
　　电影《建国大业》(2009年)是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影片,它在形式上摆脱了传统电影历史模式对这一类型片的宣传,说教的功能大为改观.影片侧重表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发生的一系列故事,从抗日战争胜利的重庆会谈到最后新中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中间4年多时间中的共产党、国民党以及各个民主党派之间的种种变化和纠葛都得到了一一展现,突出了当时多党合作以及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同时影片将国共两党主要人物的喜怒哀乐都给予了描写,凸显了人性化,突出表现生活化的领袖,着力把领袖还原成一个个普通人.在表现形式上,170多位国内以及国际一线明星倾情加盟,使观众在应接不暇的众星表演中重温了那段经典历史.
　　《云水谣》(2006年)则在普通人物的身上表现着一种传统的道德情操和伦理准则,在赞美美好爱情的同时,让我们对那段不可磨灭的历史背景更多了些体会,可以说是主流意识形态电影的一种创新,取得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成为年度最优秀的国产电影.
　　《唐山大地震》(2010年)是冯小刚继《集结号》之后拍摄的另一部主旋律电影,故事突破了原有主旋律电影的束缚,没有将叙述重点放在人们对灾难的拯救上,而是通过一家人的遭遇演绎了灾难对普通人的伤害,可以看到导演糅合主流意识形态与商业价值,努力缝合两者本质性冲突的追求.
　　近十年这类影片的叙事策略不是简单地图解政治、图解生活,而是寻找一种对大众审美情感产生巨大召唤的叙事模式.主旋律电影商业化、商业电影主流化之间碰撞、交叉和融合形成的主流商业电影,或许就是能满足当代中国观众的观赏期待和观赏快感的类型.
　　个性化创造与文化工业的结合
　　在新世纪的电影创作中,作为一种文化产业生产方式,统一的集体"寓言式"的创作不复存在,我们通过对新世纪电影创作繁荣的局面考察后发现,个性化的真实与商业性的本性得到了很好的结合.这类影片一方面善于在叙事手法、表现手段上进行商业化包装,另一方面又关注现实人生并给予温情关照,使商业化包装和文化品位得到一定的平衡,从而赢得了市场和观众.
　　2006年,投资不到300万元的小成本电影《疯狂的石头》票房高达3000万元,几乎使中国观众"疯狂",这部影片把中国当前社会现实的困境放到一个喜剧情景中去,力图通过尽量多的场面、事件、话语、人物来展示,成了中国电影的代表作和类型标本.宁浩很聪明地将草根文化贯彻到底,并以幽默为幌子巧妙调侃了时下社会的弊端,无论是下岗问题,还是综合执法,抑或是行骗招数,都被他以极为睿智的手法调侃和批判,讨债、下岗工人(即将倒闭的工厂)、拖欠医药费、买彩票、玩短信彩铃等生活场景随处可见.2006年是中国电影产业的一个标志性转折,《疯狂的石头》一鸣惊人,《大道如天》等影片票房突破千万元,此外,《天狗》票房680万元、《鸡犬不宁》票房550万元.
　　这种"操作性"影片都在暗示着一种趋势,不再将那些教化的劝世寓言和道德神话作为最终目的,也没有被好莱坞似的商业模式完全同化,而是回到了普通人的生活中,体验、描述和表达普通人所真正遭遇的普通的生活.如陆川《寻枪》(2002年)、马晓颖《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2002年)和《我们俩》(2005年)、姜文《让子弹飞》(2010年)等,这些导演纵横在商业化的大潮中,充分体现自我的真实的个性,竭力坚持关怀普通人的文化立场和观点,以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这些影片没有挑战现存伦理和世俗道德观,却非常切合主流观念,受到了观众的喜爱.平民化的视角、类型化的策略、市场化的观念、不拘一格的电影语言、丰富的想象力,一种新的电影观念、一种新的电影思路、一种新的电影标准,这些变化影响了一批带有新观念的年轻导演,新世纪在为他们提供激情和信念的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展现才华的环境、舆论和机会.
　　在文化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局面中凸显本土文化
　　21世纪影视传播的明显走向是多样化、多元化.文化的传播多样,电影、电视、网络打破彼此界限,电影和电视在技术上相互借鉴,网络介入电影、电视传播,可以说,高科技的运用在为影视艺术拓宽新的境界的同时,也在拓展着现代社会人们对艺术、对美学的全新认识,其本质是人的视野和文化角度在扩大,数字技术和宽带网络的发展和运用更新了人们的思维形式,引发了人们对人自身的重新认识.文化的指向更加多元,单一的文化指向不复存在,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更显现本土文化的重要.
　　对于中国电影来说,其艺术感染力、文化传播力乃至核心竞争力,最显而易见的优势,是中国有完全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几千年相对独立的文明发展历程,有着渗透到当代生活的各个层面的文化传统.中国主流电影都体现出中国电影的文化传统和现实主义传统,体现出当下本土观众的欣赏需求和审美趣味.在全球化背景下,电影的文化价值最终都体现在本土观众的需求以及对现实生活的表达上.《让子弹飞》(2010年)中洋溢着导演姜文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抑制不住的激情,受到了观众的欢迎,其影片内容上的讽刺性也只有中国观众才能领略其中个味.同时我们在影片中看到了导演对电影传统和经典尤其是西方电影的兼收并蓄,影片干净利落、凌厉的剪辑风格、动与静的对比、悬疑气氛的营造,都能清晰地看出西方电影对姜文的影响.比如开场的劫车场面,分明是约翰·福特西部片高潮的翻版;再如影片高密度的打岔式的对话,又和昆汀·塔伦蒂诺有趣地相似;黄四郎派人冒充麻匪强奸民女、张牧之审问手下弟兄一场,似乎又是《落水狗》的再现.
　　在中国电影中,冯小刚的电影将本土的文化资源与类型片的商业策略结合,创造了一种具有中国本土化的商业电影模式,一直成为国产影片的票房中坚.当代中国电影如果能够创造性地利用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包括题材的资源和价值观、审美观的资源,就可以开创国际化的电影市场.新十年电影对中国现实的人文关注尤为可贵,这些电影关注普通大众人物,对当代现实做最真实的反映,如路学长《卡拉是条狗》、安战军《看车人的七月》和《美丽的家》、王小帅《二弟》,电视剧《乡村爱情》、《蜗居》、《家,N次方》等.本土化、产业化的发展实践及其需要,永远是中国主流电影创作的出发点和目的地,是好莱坞电影不可能替代的中国电影的文化优势.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在数字化的推动下,在多元化的生存格局下,调整当代中国影视的生产机制及面对世界的叙事方式,阐释新的精神内涵和价值指向,才能构筑适应当代文化发展和最接近人的本真状态的当代价值坐标体系.
　　(本文为河北省教育厅2011年度科研项目:90年代以后中国影视传媒的文化转向及对新世纪高校影视教育的思考,项目编号:SZ201131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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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杨晓林.回归主流与游戏狂欢:中国新生代电影的转型[J].理论与创作,2009(5).
　　[3]饶曙光.国际化、本土化与主流电影发展[J].文艺报,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