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意大利著名脱口秀节目《面对面》精心设计了一期关于在意大利生活的穆斯林习俗与传统的节目。在节目中，主持人韦斯巴与一个生活在米兰的18岁的穆斯林女孩进行了访谈。韦斯巴数次问女孩为什么不在晚上出去参加聚会，女孩回答半夜11点到早上4点这段时间做这些事不合适，而且女孩完全认同父母禁止其按照西方习惯行事的观点。栏目的本意是试图让女孩发泄不满，但是结果却恰恰相反：女孩通过自己的智慧，以可信的方式捍卫被西方人视为异类的生活方式。看过节目之后，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女孩对西方的生活方式不感兴趣。 
　　冷战之后，虽然柏林墙被推倒，但是在多种族的欧洲，穆斯林又建了一堵新的墙，保持与西方的距离，不按西方的方式行事。而这种文化的多样性令我们十分不安，我们急切地希望推倒这堵墙。对于西方人来说，除了在报纸上充斥的暴力问题之外，还存在一个基本的意识形态的问题：在一个平的世界中，建立这样的墙不仅是荒唐的，而且完全值得人们怀疑。 
　　都说经济是社会的镜子，那么对全球经济情况进行概览，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端倪。世界上有两个地区受经济危机的影响最小，也正是这两个地区至今仍对世界的不断变平持抵触态度，那就是中国与伊斯兰国家。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与伊斯兰国家的经济持续增长，关键就在于其在悠久的历史中形成的文化、历史和宗教。正是通过这些要素，中国与伊斯兰国家形成了自己的社会特色，并将自己同其他文明区分开。对它们来说，世界仍然是圆的。现在，资本主义必须调整自己以适应它们，而不是让它们适应资本主义。 
　　不一样的全球化 
　　吉尔特·霍夫斯塔德关于国家文化对组织文化影响的论述体现了国家文化价值、全球化经济与商业世界之间的联系。霍夫斯塔德论述了人们对待西方模式的不同态度，并得出这样的结论：总体而言，穆斯林虽然不惧怕外来文化，但是并不愿意被西方文化同化。在西方生活的穆斯林遵循与其他种族和平相处的原则，《面对面》节目中的穆斯林女孩在面对西方行为时表现出的容忍与冷漠正是穆斯林态度的体现。 
　　根据霍夫斯塔德的论述，中国人虽然相较于穆斯林更乐于接受变化，但是仍然对陌生人持警惕态度。有些穆斯林与中国人在文化上都不愿意接受与自己的认知不同的事物，特别是全球化的西方文化。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如果全球化并不是西方化或西方占主导，推行的也不是西方人习惯的生活方式，我想西方人也会持相同的抵触态度。在面对外来文化的入侵时，西方人可能会与中国人和穆斯林一样筑起围墙。 
　　对西方人而言，他人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持抵触态度并不必像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意味着公开与西方人为敌。实际上，西方人可以发现只有少数穆斯林和中国人对全球化完全抗拒，坚决抵制新自由主义的扩张，大部分穆斯林和中国人已经从中受益。我们可以将他们的态度称之为“另一种全球化”或“有选择的全球化”。可以预见，就长期来看，如果世界真的是一个多极的世界，那么全球化将会是最好的选择。 
　　正如我们所见，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从长远来看是积极的。没有全球市场和西方资本，中国的经济就不会实现大发展。而伊斯兰金融也从全球化中受益，尤其是西方银行在20世纪90年代在亚洲的疯狂投机。那段历史虽然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终点，但其影响并未消退。值得玩味的是，从长远而言，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为伊斯兰金融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中国模式的精髓与伊斯兰金融的一部分极为类似，可以总结为“团结就是力量”。 
　　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 
　　20世纪90年代中期，西方的高级金融发现了亚洲的商机，于是开始竞相向亚洲投资，从马来西亚到泰国，再到印度尼西亚，西方金融机构的很大一部分资金流向了亚洲。亚洲金融产品的需求猛增，从有价证券到股票，都吸引了大量投资，形成了一股金融旋风。旋风拉高了所有产品的价格，包括房地产和亚洲货币的汇率，然而旋风的中心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金融泡沫，这才是其本质。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华尔街经济巨头操作的结果，并不是真实的经济增长。对于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但是不以为然。 
　　1997年，那个巨大的泡沫不可避免地破灭了。正如雷曼兄弟公司破产时那样，恐慌很快就蔓延到了整个市场。西方银行赶忙抛售手中的股票，关闭其在东南亚的办事处。在短短几天之内，资金流动的方向反转。从危机发生前的流入（当时亚洲的投资总额是1000亿美元，占当时全世界的1/3）到资金的纷纷撤出（短短的几天就撤出了120亿美元），当时的经济情况是急转直下，股票市场和房地产价格一落千丈，货币严重贬值，很多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缩水了10%。 
　　面对这一灾难，最大的傀儡大师、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再次挥舞了“看不见的手”，降低了美国的利率，带动了世界各地的利率下调。美国那些投行通过利率优势在信贷市场大赚了一笔，弥补了自己的亏空。如果不采取增量的经济政策，投行的损失就会将其利润消耗殆尽，极大地被削弱，甚至使其破产。 
　　然而，下调利率并没有帮助身处逆境中的亚洲国家，没有人愿意提高这些国家的信贷额度。这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现了，表示愿意提供援助，但是要附加极为苛刻的条件。对其而言，亚洲金融危机极大程度上要归咎于这些国家本身，正是这些国家没能对金融进行很好的监管。的确，这些国家的自负与贪婪是危机发生的原因之一，但是西方银行哪一个敢说自己毫无责任呢？这些要为危机负责的国家当时似乎别无选择。 
　　在陷入危机的亚洲国家中，马来西亚是唯一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计划并公开谴责国际高级金融是罪魁祸首的国家。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转向波斯湾的伊斯兰国家寻求帮助，虽然当时这些国家也关闭了位于马来西亚的银行。最后，伊斯兰发展银行和沙特的投资者一道取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马来西亚提供了贷款和援助。与此同时，马来西亚政府对其金融政策进行了重大改革，对本国金融和银行体系进行伊斯兰化，恢复了传统的管理体系。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对金融体系进行伊斯兰化是出于政治的原因，马来西亚则是第一个出于经济的考量对金融体系进行伊斯兰化的国家。 
　　马来西亚的救市政策最终成功了，它不仅率先消除了危机的影响，而且实现了持续稳定的发展。 
　　马来西亚和波斯湾国家金融的伊斯兰化为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提供了另一个选择，也为“9·11”恐怖袭击事件后伊斯兰国家的金融资本回撤提供了保障。“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小布什政府发动了“反恐战争”。由于担心《爱国者法案》会引发严格的资本控制、对穆斯林的行为进行限制以及会有后续的法案冻结其账户，大部分伊斯兰国家投资者从西方国家撤资。他们开始在伊斯兰国家的市场寻求商机，如马来西亚、迪拜，这其中既有沙特等新兴市场，也有伊朗等传统市场。 
　　洛丽塔·纳波利奥尼 
　　全球著名的财经专家，曾参与各国银行和金融组织的顾问工作，同时她还是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发表了众多关于中国问题的专栏文章。她是畅销书《无赖经济学》的作者，本书已被翻译成15种语言。而早期作品《恐怖主义经济学》，也在全球12个国家获得广大反响。她在《新闻报》、《共和报》、《国家报》、《世界报》和《瑞典日报》等大报担任记者和发表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