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探讨贵州特困区——麻山苗族的传统生计方式对石漠化地区的扶贫开发的影响和促进作用，采用问卷和深入访谈等方法对贵州省紫云县宗地乡中华蜜蜂（简称中蜂）传统饲养业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研究，对特困区扶贫开发政策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以及结合当地传统产业与扶贫开发耦合运行发展的新思路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蜂饲养业是麻山地区苗族的一种主要生计方式，将其扩大为一种传统产业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如能与扶贫开发政策相结合，并对其进行必要的扶持和整合，麻山地区的社会经济将会更快更好地现实小康之目标。
　　关键词：中华蜂传统饲养业；石漠化地区；扶贫开发；麻山苗族；传统生计
　　中图分类号：C9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3）01-0007-07
　　半个多世纪以来，紫云县宗地乡中华蜜蜂（简称中蜂）传统饲养业由兴盛到衰微，与此同时，当地苗族乡民也由富裕沦落到贫穷，这两者的变化几乎同步。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耦合演化趋势，显然不是单纯的经济因素所使然，其间也不存在技术的先进与落后问题，更与当地喀斯特石漠化灾变的扩大化无关。它应当是与这两者同时关联的另一种因素持续作用的结果。对宗地乡展开长期调查研究和后发现：国际社会格局的变迁和国内政策的变动才是宗地乡发生剧变的关键原因[1]。因而，针对这一主因与时俱进，作好政策调整，才是当地扶贫攻坚切实可行的对策，只要选定振兴中蜂饲养业作为突破口，从政策的角度加以扶持，那么当地石漠化灾变的救治也可以一并获得妥善解决。
　　一、麻山苗族社区的盛衰历程
　　宗地乡位于贵州中南部俗称的麻山腹地，目前隶属于贵州省安顺市紫云县，该地也是《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所划定的滇桂黔石漠化连片特困区的主体部分之一。从目前的经济指标来看，麻山地区确实是中国最贫穷的地区。然而，综观麻山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麻山曾经的辉煌和由此走向衰落过程的无奈与迷茫。
　　1920世纪交汇时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崛起，他们为了自身利益，不断向中国实施侵略与渗透，中国的国际地位日趋衰落[2]。有识之士提出了“救亡图存”的口号，在这一口号的感召下，“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等观念应运而生，并主导了当时我国众多经济产业的发展趋向。
　　对养蜂业而言，大力引进甚至机械照搬来自欧美的蜂种，如意大利意蜂，卡尼鄂拉蜂，高加索蜂，安纳托利亚蜂等[3]。外国的框式养蜂技术也在这一背景下作为无可挑剔的先进技术渗入进我国，挤压了我国的传统养蜂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直到20世纪末，我国学术界才开始注意到引进外来蜂种已经对中蜂的存亡构成了致命的打击，同时还威胁到我国整体的生态安全[4]。
　　从林副产业来看，由于西方拥有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造船业，庞大的海上舰艇需要巨额的涂料去加以维护，中国特产的桐油、生漆成了西方翘首以盼的林副产品。20世纪前半期，桐油和生漆的出口成了中国换取外汇的大宗产品，同时也推高了此类林产品的收购价，给这些林副产品的生产基地带来了一时的富裕。从麻类种植业来看，当时的欧美列强是将中国作为农产品的基地去加以略夺。大宗农产品的出口都得仰仗麻袋包装。这一国际背景刺激了中国的麻纺业，麻纺厂也因此而成为了“实业救国”的重点选项之一。麻纺业的扩大同样推高了我国麻类原料的收购价，同时也给种麻区的农民带来了短暂的富裕。值得注意的是，麻山苗族社区恰好兼备上述三大产业的优势，因此，尽管麻山地处边远和喀斯特石山区，但却阻挡不了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和略夺。
　　20世纪3040年代，特别是在八年抗战期间，由于我国的出海口岸都被日本侵略军封锁，桐油和生漆的出口中断。麻山的苗族乡民也和全国的桐油、生漆的生产者一道蒙受了重大的经济打击，好在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我国农产品的出口很快得到了恢复，并成了我国积累资本支持工业发展的基础。于是麻类的种植，在麻山有效地弥补了桐油和生漆滞销而导致的损失，支撑了麻山苗族乡民的富裕，宗地乡也因此而得到了国务院的表彰，多次麻类种植的表彰大会都在麻山地区召开。
　　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石化产业的大规模引进，特别是塑料产业的快速发展，麻类包装材料被彻底置换，靠种麻致富的苗族乡民无奈地成了国际格局变迁的牺牲品。20世纪50年代，麻山乡民种植1亩麻园，每年可以割麻3次，麻总产量高达300400斤，在当地每出售1千克麻，当时可以换取25斤大米，可是到今天，出售1斤麻只能换回1.5斤大米。别的不需要说，单凭这一比价巨变，就不难判断麻山苗族乡民由富转贫与他们的生产技术无关，与他们的勤惰无关，更与他们的传统文化无关，真正导致他们贫困的反到是他们左右不了的国际经济形势的巨变。如果今天的扶贫工作，还想沿袭此前的惯例作单纯资金注入，技术引进或者仅出台一些缺乏针对性的优惠政策，显然不能达到眼前紧迫的扶贫攻坚使命，因为此前的扶贫方式，根本无法切中麻山乡民贫困化的真实原因。
　　麻山是典型的喀斯特峰丛洼地带，环形石山密布，地域性的生态系统相互隔绝，单种蜜源植物的批量不大，不利于意蜂的巡回放养，外来蜂种对当地中蜂的繁殖很难构成直接威胁，加之交通极其不便，因而到20世纪90年代时还不通公路。饲养外来蜂的专业养蜂户也无法渗入到这里，从而使得这里成了中蜂的天然保种基地，当地苗族传统养蜂技术也能在这里一直完整地延续到21世纪。
　　当然，20世纪60年代以后，我国制糖工业迅速扩大，也曾波及到了麻山传统的养蜂业。20世纪6070年代，我国的白砂糖市场售价比蜜蜂售价还要高出20%，这对于大规模的意蜂饲养业打击十分沉重，但对麻山乡民而言受损不算太大，虽然他们难以换回理想的现金收入，但却不防害对蜂产品的自我消费和以物易物，麻山乡民也因此而度过了多重经济难关，而且将传统养蜂业和优良蜂种保存到今天。
　　21世纪的特色正在于对生态安全的关注和对生态食品的渴望，超乎此前的任何一个时期。目前，宗地乡集镇出售的传统蜂蜜，平均价格每斤已高达80元，高出白砂糖平均售价20倍，高出外来蜂蜜价格35倍。应当看到这一切同样与技术先进与落后无关，与传统文化的变迁无关，与扶贫优惠政策的出台无关，而是与国内市场和国际潮流的巨变直接关联。这类巨变，曾经导致了苗族乡民的贫困，可是到了今天，如果利用的好，反而可以给他们带福音，遗憾之处正于，习惯性的扶贫思路无法捕捉到这样的契机[5]。笔者经过系统分析和深入调查后发现，如果将麻山传统中蜂饲养业作为突破口，凭借生态食品的固有优势，此前，看似难以克服的扶贫攻坚难题完全可以做到顺利攻克，不仅造福于麻山苗族乡民，还可以兼顾到石漠化灾变区的生态恢复，并有助于当地苗族非物质文化的保护。 二、石漠化灾变与贫困的辩证思维
　　以往的不少学人都持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他们认为贵州麻山地区的贫困是因为当地的石漠化灾变所使然。然而要根治石漠化灾变，目前学术界依然苦无良策，于是认定麻山苗族的贫困无可救药，唯一可行的办法只能是将所有的苗族乡民全部撤离麻山，实施所谓的异地扶贫。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麻山苗族乡民当年曾经拥有过是令人羡慕的富足。喀斯特蜂丛洼地的石山古已有之，石山的存在并没有影响他们当年的富足，同样也不可能是他们当前至贫的原因，为扶贫而实施生态移民乃是十足的“文不对题”。
　　从表面上看，石漠化灾变区的环境对外来者而言，确实会让他们感到望而生畏。缺水少土，交通不便，怪石嶙峋，没有一项不使人头痛。将这样的环境曲解为麻山苗族致贫的原因，显然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容易得到不明真象的学人乃至行政官员的认同，但只要作进一步的分析就有理由提出这样一个致命的反诘：麻山地区所呈现的喀斯特峰丛洼地地貌是地质史漫长岁月作用的产物，也就是千百万年溶石作用缓慢积淀的产物[6]。石化山区的形成，比人类来到这个地球上还要早，而当地苗族乡民的贫富反差，仅仅才是100多年的事情，两者的时空场域根本不相重合，原因与结果不存在时间顺序上的关联性，也不存在地域空间上的重合性，这样去提出因果关系，如何得以成立呢？坚持上述观点的学者从来不敢正视这一事实，而是凭借皮相的感觉就妄下结论，尽力规避麻山苗族乡民的历史进程，如果不揭示上述观点的谬误，任何形式的扶贫终将以失败而告终，正确的认识只能来自科学的辩证思维。
　　诚然，目前所能看到的麻山石漠化灾变情景，对从事大田农耕而言，肯定是一种无力回天的障碍，这也是学术界将石漠化灾变定义为“土地癌症”的理由所在。但这一切却不足以证明这里的自然与生态系统完全没有利用价值以及没有任何一种产业可以以这样的生态系统为依托。通过田野调查，其实不难发现两大事实：其一是当地的苗族乡民从来没有从事过连片单一作物的种植业，换句话说，所谓固定农业和精耕细作或者是大田农作在麻山地区，从来就没有占据过经济生活的主导地位；其二，在历史上，当地苗族乡民同时兼备多种优势产业，珍惜药材的种植、维护和采集，传统的养蜂业，麻类作物种植业，桐油、生漆的种植业，山羊和猪的游牧业，多粮食物种的复合种植业，构树种植业，竹类种植业等等琳琅满目，不胜枚举。而且这些适应于当地生态特点的特殊产业，恰好是支撑当年麻山苗族乡民丰衣足食的根基。因而，辩证地看待喀斯特石化山区的自然属性，我们总可以发现，它其实可以支撑很多种不同的产业走向辉煌，成败的关键仅在于因地制宜，只要能针对石化山区的自然属性真正做到扬长避短，那么，不管石漠化多么严重，都不足妨害当地居民的可持续发展。而且，某些特殊产业，比如药材采集、中蜂饲养和山羊游牧业，恰好需要这样的生态与自然环境，才能产出特色的生态产品，才能满足21世纪的生态时尚需求。
　　在调查中，我们注意到散布在地表的砾石和基岩其生成的地质年代反差极大，而不像其他喀斯特山区那样，石灰岩都严格按照时代顺序分层叠压。此外，即使在为时极短的调查区都随时可能碰到山体崩塌及山石滚落的地质灾害。上述事实充分证明，这里的石漠化灾变导因于溶石作用导致地下溶洞暗河扩大，山体因重力而崩塌，长期积累后而形成，因而应当将这里的石漠化灾变正确地称为“崩塌型灾变”。换句话说，麻山地区大面积的基岩和砾石裸露，土壤被压在砾石底下，理当是人类社会以前古已有之的自然现象。未经人类扰动以前，生态系统属于藤蔓丛林生态系统，地表植被中藤蔓植物超过生物总量的1/3，灌丛的生物总量超过1/4，高大乔木总量则不到1/10，其他则由草本和苔藓和厥类植物构成。由于这些植被能够将裸露的基岩和砾石彻底覆盖，岩石的裸露隐而不显。当代岩石的大面积裸露则是人类扰动的结果，特别是20世纪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大力推广玉米种植所使然，而推广种植玉米的初衷则是为了方便政府实物收税，满足抗战军马之所需。但由于这一单一作物的大面积推广，冲击了生态系统的脆弱环节，这才引发基岩和砾石的大面积裸露[7]。从辩证的观点出发，这里的石漠化灾变是人祸，而非天灾，既然人类可以致祸，那么按照辩证的规则，人类也应当可以造福，解铃人还需系铃人，就是这个意思。只要我们能够，在扶贫工作的产业规划中，以原有的藤蔓丛林生态系统为蓝本，通过特种产业去引导乡民，按生态规律引种适合当地有经济价值的物种，那么不仅我们的扶贫产业可以坐收其利，令人望而生畏的石漠化灾变也可以得到根治。复兴当地的中蜂饲养业，就是可资凭借的扶贫产业。
　　综观当地苗族传统产业，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基本上不动土，而且是实施多作物品种，多畜种的复合经营和均衡维护和消费。与大田农作相比，这样的传统产业恰好符合辩证法原则，他们既能够发挥当地物种多样性之所长，又能规避当地生态系统的脆弱环节，无需动土，更无需清除宝贵的藤蔓植物和岩石表面的青苔。从文化适应的视角看，这些传统优势产业对当地生态系统之所长用到了极致，对当地生态系统之所不足，做到了最大限度的弥补。甚至对当地的交通不便，缺水等不利因素，都可以通过这样的特殊产业而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真正做到了因地制宜，扬长避短。正是凭借这样的辩证思维，看似不利的生态系统，当地苗族居民却能建构起可持续运转的特殊产业，真正做到丰衣足食和生态安全两全其美。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地苗族乡民的特殊传统产业，无以不是辩证思维的典范。可是面对当前的国际国内局势和市场导向，均衡对待这些特殊产业，显然不足为凭。针对性地选取投资小，见效快，对石漠化灾变救治贡献较大的某一种特殊产业作突破口，对当前的扶贫攻坚而言，更具可操作性，复兴中蜂饲养业恰好是理想的突破口。
　　三、中蜂饲养业与喀斯特生态系统的耦合
　　一提起传统养蜂，不知内情的人往往会误以为麻山苗族的养蜂业与中国其他各民族传统养蜂业一般无二。经过深入调查后发现，麻山苗族的养蜂业不仅与国内其他民族养蜂业有所不同，就是与其他支系的苗族养蜂业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一方面是独特的喀斯特石化山区藤蔓丛林生态系统所使然，另一方面也是苗族乡民适应环境，不断创新的结果。无论是蜂种，蜂箱的安置，还是取蜜都有其独特之处。就总体而言，可以概括为养蜂业与当地自然与生态系统的协调耦合，并凭借这样的耦合而造就了当地养蜂业的兴盛。具体体现为饲养规模大，单位面积的养蜂量大，劳动力投入很低，而产出率却很高，从而使麻山成了久负盛名的蜂产品输出地。 　　麻山喀斯特生态系统由于地处亚热带季风区，因而终年无霜期长，全年低于中蜂采蜜温度的天数不超过40天（气温低于6℃以后，一般中蜂不出巢采蜜），而且连续低温天数一般不会超过6天。这是当地的养蜂业可以终年采蜜的优势之一[8]。
　　这里的峰丛洼地地貌发育得非常充分，石山环绕的洼地连片分布，以至于哪怕是一个小到100-200亩的洼地，其生态构成都极其复杂。山脊上多草地和低矮灌丛，以藤蔓植物相混的耐旱的植物群落，环形石山坡面则是高大灌丛、零星乔木及多种藤蔓植物构成的藤蔓丛林生态系统。环形石山的坡脚则是高大乔木和多藤蔓植物缭绕的复合群落，洼地底部则是湿地生态系统，或季节性的草地。正是因为当地的生态结构极端复杂，植物立地条件千差万别，以至于极不相同的植物都可以在这里落地生根，繁衍不绝，但单种植物的规模却不容易扩大。由于这样的生态结构特征，麻山地区成了生物多样性的乐园和基因博物馆，即使在人类不加干预的情况下，生物物种的种类都要比周边乃至同纬度同海拔地带要高得多，可以四季花开，终年不断。加之，主要物种大多具有终年常绿的属性，花期又呈现相互交错的格局，这为提高养蜂的密度和生产效益提供了难得的优越条件。同样因为喀斯特地貌的高度发育，石山坡面上溶洞，溶石坑，绝壁随处皆是，野生蜂群可以在岩壁岩洞中筑巢，既能够做到有效逃避天敌的威胁，又能御寒防热，使蜂群能够终年处于采蜜状态，因此，根本不存在休蜜越冬区。
　　初步调查表明，当地的蜜粉源植物多达2000余种，而且花期相互交错，其中有不少植物完全仰仗中蜂传粉。这样的自然条件最终使得，每个洼地由于有石山阻隔，洼地内的蜂群能长期保持优良的品系，对蜜源植物的识别和侦察工作做的极为到位，蜜粉源植物的被利用率极高，当地的产蜜能力高，这也是不能忽视的优势[9]。
　　与当地自然与生态背景相匹配的是这里的苗族养蜂业，经过世代经验的积累，也呈现了一系列与环境相互耦合的特点。最显明之处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其一，实施半驯化饲养。乡民要扩大养蜂时，除了乡民相互赠送和购买外，还可以从山洞中接纳野生蜂带回蜂箱饲养。蜜蜂分群时，多余的蜂群任其野化，从而可以确保蜂群的长期强壮。其二，实行野外定点安置蜂箱，早年很少放养在村寨内，再加上相应的防范措施，能有效排除天敌对蜂群的威胁，因而对蜜源植物的利用极为充分，终年产蜜均衡。倒蜂和蜂群的病害极为稀少。其三，以家庭村寨为单位，实施集体协作，共同分享产品。早年的养蜂业都是各家族村寨的集体产业，各家各户可以互相换工，协作照看蜂群，作好个人之间的技术专长搭配，每个家户都能从中根据家庭人口的多少和投入的多少合理地拥有属于自己的蜂群。其四，采蜜遵循多次均衡采蜜作法，每个家户可以根据各蜂群产蜜的数量多寡，自主决定采蜜的时间和数量，从而使整个蜂群终年处于紧张的采蜜状况，不仅提高了蜂蜜和蜂粮（发酵后的花粉）的产量，而且还有效地防止了各种天敌的盗蜜。
　　不难看出上述四个方面的特点都与当地特有的自然与生态系统息息相关，若离开了这样的生态系统，四项本土养蜂知识、技术和技能就很难体现出优越性来。与此同时，这四大特点与当地苗族文化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若不能得到传统文化提供制度性保证，四大优势也无从发挥。
　　他们之所以敢于在野外根据粉源植物的分布安置蜂箱，实施半野化饲养，其主要的社会条件在于：在当地的苗族文化传统中，家族村社具有很高的整合制约力，偷盗行为可以做到根本性绝迹，应当看到这是当年养蜂业兴盛的一大社会原因。遗憾的是，这样的社会制度性保障在今天已经难以恢复了，乡民们不得不把蜂箱安置到自己的村寨内，甚至搬到住房内，仅有个别乡民还延续着半野化饲养的传统，把蜂箱都安置在隐蔽处或岩洞中。然而蜂箱移入村寨，甚至住房内，蜂群受到蟑螂攻击的风险就会随之而加大，人类的骚扰及蜜蜂染病的几率也随之增大，产蜜量因此而下降，养蜂的风险也与日俱增。虽说这仅是当地养蜂业由盛转衰的原因之一，但却是今后复兴养蜂业不得不加以应对的发展障碍。
　　养蜂业的合作机制也是苗族传统文化的一大贡献，而这一贡献若想对养蜂业的兴盛作出积极作用，苗族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就变得至关重要。养蜂业需要多种专门技术，照看蜂群需要不间断地劳力投入，如果乡民不能有效地延续村寨的人人平等，乐于助人，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这样的合作机制就难维持不下去。遗憾的是，到了今天，随着外部社会冲击的加大，交通的便捷，人口密度的扩大，外出打工人口的激增，以及外来移民定居人数的增长，传统文化的道德伦理观已经蒙受了极大的冲击，合作机制已经基本解体，养蜂成了各家各户自己的事情。这样以来，养蜂业的总体技术水平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养蜂业需要承担的风险超过了此前的任何一个时期，这也是振兴当代传统养蜂业必须应对的社会现实。若不能形成新型的合作机制，当地养蜂业同样不能健康发展，更难以保持其稳定性，对当地蜜源植物的高效利用更是难以企及。
　　必须指出的是，只有当地优厚的自然条件，或者只有优秀的传统文化，都不能确保麻山地区养蜂业的长盛不衰，只有两者的密切耦合，才能缔造辉煌的养蜂业绩。与此同时，外部势力的干扰更需重点防范，因为这是当前麻山养蜂业衰败的直接原因。
　　四、中蜂饲养业的衰微与麻山人的境遇互为表里
　　导致麻山养蜂业衰败的直接原因乃是外来蜂种引入而诱发的生物污染。近年来我国昆虫学家的研究表明，早年为了提高蜂蜜产量而引入的外来蜂种，不管是意蜂，还是高加索蜂，一旦适应了中国的生存环境后，由于它们的个体较大，飞翔能力较强，因而很自然地成了中蜂的天敌。中蜂不仅经常遭逢外来蜂的盗蜜而导致蜂群衰败，更严重的还在于，外来公蜂与中蜂的蜂王交配后，中蜂的产卵率会锐减，所产卵的健康率也明显下降，长期积累后，凡有外来蜂放养的区域，中蜂蜂群都会日趋衰败，甚至完全灭绝[10]。具体表现为2006年，中蜂被列入农业部《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实情比《保护名录》更为严重，近百年以来，中蜂种群数量减少80%，分布区缩小85%，现存中蜂种群多数呈零星分布状态，而密度较大的连续分布区不足10%。实事上我国东南十多个省区，中蜂已经彻底绝迹，蒙古草原、新疆野生中蜂已经不复存在。为此辽宁、重庆、河南、湖北等省市的边远山区都相继建立了中蜂保护基地。但意蜂的扩张却有增无减，保护基地的建立根本无法与狂潮般的生物污染相抗衡。 　幸运的是，麻山地区由于地理环境具有较强的封闭性，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里还不通公路，这就有效地缓解了意蜂的威胁，同时还使当地苗族传统养蜂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延续，直至今日，不过这一切最终还是阻断不了意蜂的入侵。自从麻山地区公路修通后，由于麻山在秋冬季节时蜜源非常丰富，因而被意蜂饲养者视为越冬的放蜂场，于是麻山传统的养蜂业随之遭逢了灭顶之灾。公路沿线的养蜂户，不仅蜂群经常遭到盗蜜，蜂王的产卵率急剧下降，甚至导致整个蜂群的灭绝。与此同时，随着中蜂蜂群的日趋萎缩，外来蜂种在其他季节又不能为农作物传粉，以至于麻山的很多特色农作物，南瓜，赖豆，大豆等出现了只开花不结果的怪现象，其他靠蜂蜜传粉的野生植物其生长量也迅速下降，仅仅在麻山边远山区，中蜂的饲养还得以相对稳定地延续。
　　麻山苗族乡民因为原麻价格的暴跌而日益贫困，不得不仰仗玉米种植度日，而大面积种植玉米又会对麻山的生态系统构成严重的冲击，加速了藤蔓丛林生态系统的衰败和基岩、砾石的裸露，从而导致了大面积的石漠化灾变。大量的蜜源植物数量日趋萎缩，引起生态环境恶化，居民日趋贫困，养蜂业衰败，一系列自然与社会的巨变，迫使麻山乡民不得不靠成批外出打工糊口。不过，这一切还远没有达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只要引导得法，看似无解的自然与社会灾难，同样可以得到有效的根治。
　　2011年吉首大学与贵州省农科院现代农业发展研究所合作，支持宗地乡人民政府建立了中蜂保护基地，由乡政府出面禁止外来蜂种的进入，并多次举办了中蜂饲养培训班，还展开了相应的科学研究工作。仅通过短短1年的努力，宗地乡公路沿线的中蜂饲养户和各户的平均蜂群拥有量，都恢复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水平，个别养蜂户，单群年采蜜量从3斤到40斤，如果考虑到当前中蜂市场售价已经高达80元，养蜂户的收入由此可见一斑。2012年的养蜂培训班中，据养蜂户自报收入，得知不少养蜂户仅冬季产蜜收入就高达8 000元至10 000元不等。复兴传统养蜂业已经成了开发扶贫中的主要产业，乡民们都说其他扶贫项目都可以搁置，但复兴养蜂业刻不容缓。
　　乡民们的看法显然仅是从经济收益的角度而言的，事实上，传统养蜂业的复兴拥有强大的社会基础和广阔的市场前景，产出的生态食品由于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本身就可以确保市场价格的稳定。以此作为扶贫攻坚的选项，可以持续生效，而且既不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也不需要成套技术和装备的引进，更不需要委任长驻的扶贫干部，几乎可以当成是无需投资而成效明显的扶贫手段。但更重要的还在于，随着传统养蜂业的复兴，当地的石漠化灾变救治和当地的生态恢复也可以连带受益。因为在利益的驱使下，乡民们会自觉地投工投劳扩大蜜源植物的种植规模，从而坐收生态恢复的实效。同时，一旦传统养蜂业得到初步恢复，苗族的非物质文化也可以得到稳定地延续和创新，当地的其他特种产业也能牵连受益。目前看似极为艰巨的扶贫任务都可能从传统养蜂业的复兴而落到实处，真可以称得上是一举而多得。但这一切光靠乡民和乡政府的努力是绝对做不好的，因为，树欲静而风不止，国际国内大环境对麻山的扰动，特别是利益集团的干扰，苗族乡民和乡政府都无能为力，除非各级政府部门特别是扶贫机构为他们排除干扰，否则，看似切实可行的扶贫项目也很难收到理想的成效[11]。
　　五、新一轮的扶贫开发亟待改弦易辙
　　基于上文分析，要将振兴传统养蜂业作为麻山地区扶贫的突破口，成败的关键全在于扶贫思路必须改弦易辙，必须将扶贫攻坚，灾变救治和生态恢复、传统文化的保护等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新一轮扶贫开发的选项有针对性地铺平道路，才能达到预期的扶贫目标。具体到麻山地区的传统养蜂业复兴而言，扶贫开发必须作好如下三件事：一是以政策的方式正式授权宗地乡政府建设中蜂保护基地，批准他们可以动用一切手段剿灭一切进入该地的外来蜂种；二是为麻山乡民的蜂产品作好绿色食品和生态食品认证，提升和稳定传统蜂蜜和其他蜂产品的市场价格，指导他们做好蜂产品的包装，控制好蜂产品的质量，杜绝假冒伪劣产品的冒滥；三是大力宣传传统养蜂业的生态和非物质文化保护功能，提升麻山中蜂产品的知名度和感召力。近期内只要做好这三件事，麻山地区的扶贫开发就可能做到事半而功倍，以后再针对性地做好其他辅助工作，就完全可以形成一套全新的扶贫模式，也就是生态扶贫模式，并可以按照这一模式举一反三地在其他特困地区加以推广，那么，这不仅为扶贫开发探索出了一条全新道路，而且也是一项可以惠及全国人民的生态建设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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