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蒙古牧民本来拥有一系列适应于当地自然与生态系统的优良畜种，但这样的优良畜种却难以满足现代化集约畜牧业的需要，近半个世纪以来，科学工作者基于后者开展了一系列畜种改良工作，虽然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成效，但却在无意中牺牲了当地的生态安全和蒙古族优秀传统文化，最终的结果抵消了畜种改良所取得的短期经济成效。反思这其间的教训，逐以披露此前科学研究取向的疏漏，为今之计评估科研成效显然不该忽略生态效应和民族文化效应。
　　关键词：畜种改良；生态效应；评估体系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3）01-0002-05
　　蒙古高原的范围包括我国内蒙古自治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千百年来生息在这里的蒙古族牧民经过世代的经验积累，在适应于蒙古草原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成功地选育出了一系列适应于当地自然与生态系统的优良畜种，不仅支持了蒙古族经济社会的发展，还精心地维护了草原生态系统的稳态延续，真正做到人地关系的和谐。这些优良畜种已经成了蒙古族优秀文化的构成部分，优良畜种与草原生态系统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半个多世纪以来，仅仅凭借这样的优良畜种，不能与现代集约畜牧业有效兼容，在短期经济效益的驱使下，科学工作者从引进外来畜种到人工杂交改良畜种，展开了大量的畜种改良工作，在实践中也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成效，但却牺牲了草原生态系统的安全。反思这一喜忧参半的历史过程，不难发现单凭经济效益这样的单项指标去引导科学研究的取向，显然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偏颇和失误。为了确保蒙古高原草原生态系统的安全和可持续利用，事实证明，畜牧业研究的取向必须兼顾整体生态安全，兼顾蒙古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利用和创新。如果再不调整度量科研成效的评估指标，看似成功的研究成果，终不免会转化为生态安全的杀手。本文仅以调查所及为例，以便揭示蒙古高原畜种改良的利弊得失，总结其间的沉痛教训，以服务于蒙古高原的当代生态建设。
　　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从经济和技术层面着眼，当地畜种和引进畜种或改良畜种，其间的匹配关系理当维护其互补性，才能支持当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兼顾当地的生态安全和民族文化的传承。然而，其间也必然存在着生物属性上的冲突与矛盾，如果放大这样的冲突与矛盾，在不同类型的畜种间出现互斥或者人为淘汰某一类型的畜种，那么即令在短期内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而无意诱发的生态灾变和民族文化失落，终将会抵消已取得的经济成效，造成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失衡。这应当是蒙古高原生态建设中的沉痛教训。
　　地方畜种是在特定民族生境中，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形成而最终定型的家畜品种，这样的家畜品种具有良好的自然背景适应性和生态环境适应性能，而不足之处在于，这样的畜种仅适用于传统的畜牧作业，而不能满足现代化集约畜牧业的需求，将他们作为现代集约畜牧业的饲养畜种，所能获得生产效益必然很低，产品在规格上难以达标，市场价格也必然偏低。
　　引进外来畜种或者通过人工杂交改良当地畜种却能弥补地方性畜种的不足，提高集约畜牧业的生产效益和产品质量。然而，饲养引进畜种或改良畜种都需要相应的技术装备，还需要一系专门的技术和技能，这一切都需要较大规模的资金和技术投入。然而，引进技术、装备、饲养管理程序，还不仅是经济投入问题，同时还是一个当地畜牧业劳动技能和管理的变革问题，甚至是对传统文化知识体系的颠覆问题。
　　因此，能否处理好地方畜种和引进畜种或改良畜种之间的匹配关系，不仅关系到政府管理和技术部门的职责，还取决于当地牧民的认同、合作和积极参与的程度。实践证明，政府管理和技术部门不能用单一的经济效率或技术标准（过度依赖国外品种或杂交优势）去指导和实践畜种改良工作，还必须应充分考虑到当地畜种的生态适应优势和当地牧民的传统文化的保护两大功能。
　　内蒙古畜种改良推广工作尽管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绩，但在保护当地优良畜种方面，却出现了不应有的疏忽，甚至造成一些当地优良畜种濒临灭绝，危及到当地的生态安全和蒙古族文化的传承，对此应当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的重视。从表面上看，畜种改良仅是一项技术工作，如果把畜种改良作为当地地方政府的政绩去加以考量，或者作为科研部门的考核指标，那么说可能在无意中偏离了良好的初衷，危机到蒙古草原的生态安全和人与自然和谐。
　　一、生境对草原“五畜”的模塑
　　蒙古国著名学者莫-特木尔扎布在《蒙古游牧人》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草原“五畜”的生活习性、繁殖能力、生产潜力及其受当地生态环境① ①这里所说的生态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太阳辐射、温度、雨雪等。作用的规律（乌兰巴托，1999年）。书中强调太阳辐射对草原“五畜”生物进化的协迫力极强，在一年中，蒙古高原的太阳照射时数长达2 6003 300小时，比同纬度的中亚地区长100300小时，致使蒙古畜种的防寒防热的适应能力都必须很高，大多数蒙古畜种的毛色以黑色为主，从而可充分的吸收阳光，确保冬春季节能有效调节体温，抗击严寒。如蒙古绵羊的头部、眼眶、腿部多呈现黑色或棕色，这样的生物属性具有防止太阳辐射的作用，也是调节体温的生物属性之一。
　　据研究，环境温度处在1621℃之间时，乃是草原牲畜最适宜的生长环境。因此，在这一温度区间内，对蒙古绵羊和山羊的抓膘效果最好，日均增重最快。然而，在蒙古高原上适合“五畜”繁殖生长的环境温度区间极为短促。比如，蒙古国北部山区的寒冷期长达200多天，气温低于-25℃的日数长达100天左右；蒙古国的南方草原和戈壁地区的寒冷期也长达189192天。因此，蒙古牲畜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得在严寒的环境中度过。为适应这里的环境，尽量减少牲畜体热的流失，在长期的自然选择和牧民选种的交互作用下，蒙古 “五畜”具备了诸多御寒防冻的生理禀赋：（1）冬季来临时，蒙古五畜的皮毛层会快速长厚，长全绒毛、长密体毛；（2）“五畜”在秋季都会快速抓膘，在体内储存大量的脂肪，以备越冬，“五畜”的脂肪乃是它们体内的热能储备，如蒙古双峰驼的驼峰，绵羊的大尾巴，山羊和牛的腰脂层，马的肩胛、囊膪层都是如此；（3）蒙古五畜的绒毛中包括大量的空心毛，能抵制周围低温和暴风雪的袭击，确保在恶劣气候下的生命延续；（4）蒙古五畜与温暖地带的牲畜相比（与阿拉伯地区的牲畜相比）身材稍小而灵动，胴体粗壮，耳、腿、脖颈、尾部短小，绒毛浓密。这样的体型都有利于抵御严寒，减少体热的散失，都是适应严寒生态环境的生理调节机制。　对蒙古草原“五畜”而言，“五畜”自身所需的水其主要来源是大气降水。蒙古高原的气候特点尤以干旱而著称，年平均降水量在100400mm之间，降水分布又因时因地而异，年降雨总量的86%96%集中在410月份降落，其中78月份的降雨量通常占全年总雨量的66%78%。在这样的水资源自然布局下，一年四季都得为牲畜供水而操劳。除此之外，严冬季土壤表面的水资源还会结冰。不过，蒙古高原的大部分地区有较长时段的地表积雪。蒙古“五畜”在冬季通常要靠积雪提供其饮水。薄而柔软的积雪对草原“五畜”的放牧有诸多好处。积雪的传热性能低，对地表具有一定的保暖效能，可防止土壤表层冻结。蓬松柔软的积雪会对“五畜”的奔跑觅食起到软垫作用，有助于防范牲畜四肢冻伤。积雪覆盖下的牧草不容易被狂风卷走，能够保留在草场上，成为牲畜春季的主要食物。但如果积雪太厚则无法放牧，会导致牲畜严冬季节食物的短缺，这就是造成了蒙古草原上的“白灾”。蒙古高原积雪覆盖期，北部山区为120150天，东部地区为70120天，戈壁地区为3060天。积雪的年平均厚度为320cm，最厚可达4050厘米。积雪厚度超过2530厘米时，草场就无牧放山羊、绵羊等小牲畜。蒙古“五畜”的特点之一是会用蹄子刨雪，啃食积雪下的牧草。据观察，这种的觅食能力在蒙古国降雪量较多的北部地区（如阿尔泰、杭爱山脉）的牲畜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蒙古高原的气候多风，强风对“五畜”的正常生长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多重作用，会对畜牧业造成诸多损害。强风吹起的雪粒与尘土会导致误入河沟地带的牲畜摔死或者被积雪闷死，被沙土压死。冬春季的强风，其风力可达1416m/s，从而导致牲畜无法觅食。强风会吹开牲畜的绒毛层，使他们无法抵御寒冷。因此，在面临暴风雪时，暖棚、舍圈等在安全越冬方面意义重大。牧民在暴风雪降临时，必须将牲畜牧放在背风处的棚圈周围，暴风雪袭时必须将牲畜驱入棚圈，以防牲畜随风走失。在地势低平地带，遭遇暴风雪，常常使牲畜走失或被雪、土压死，出现严重时连牧民也会丧命。
　　总之，蒙古高原上的本地优秀畜种无不具有良好的生态适应能力，对严酷的自然风险都具有较强的生物防范禀赋。
　　三、蒙古高原“五畜”的生态适应禀赋
　　草原生态环境的严酷是蒙古高原“五畜”必须加以适应的自然本底条件，但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蒙古“五畜”经过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以及蒙古族牧民的精心育种后，一批优良的当地“五畜”品种脱颖而出，最终成为蒙古高原的胜利者。刘书润在《这里的草原静悄悄——游牧文明过时了吗？ 》一文中谈到：蒙古牛、蒙古马、蒙古羊，还有本地的骆驼，最适合蒙古高原严酷的自然环境，最适合游牧作业，是经过牧民多年选育成的优势畜种。它们是牧民生产、生活、战斗、交通的必需品，是移动的商品、行走的银行。它们是寄托着牧民的文化和情感的朋友，是草原生态系统的成员。所以只有适合蒙古族草原游牧文化的草原“五畜”，才能受到牧民的欢迎。畜种改良和引种，不能拉游牧的后腿，不能以利于定居和舍饲为借口，不顾长远的生态效益而实施盲目引种和畜种改良。只考虑眼前的经济利益，抛弃和共同生活了几千年的本地优良畜种和丢弃蒙古族传统文化都是研究思路上的短见和偏颇，终将成为可悲的教训。刘钟龄在《蒙古族的传统生态观念与可持续发展理论》一文中谈到：“在游牧生活中，锻炼了家畜的生态耐性，适应于寒冷气候和粗放的牧养管理方式。在草原生态系统的协同进化中选择了耐性很强的地方家畜品种，形成了在严酷粗放条件下家畜的最佳生产力。”可见，蒙古“五畜”对严酷自然条件的耐受潜能理应是当地生态维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财富，抛弃这样的财富不仅会拖社会经济发展的后腿，还会给草原生态系统的安全和蒙古族文化的传承造成严重的创伤。
　　蒙古高原的先祖通过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的交互作用培养出了一系列优良的畜种，如蒙古马、蒙古牛、蒙古双峰驼、蒙古绵羊、蒙古山羊等。蒙古马抓膘快，掉膘慢，即使遇到“白灾”，也会刨雪采食，安全过冬。蒙古马对毒草有很高的鉴别力，很少误食毒草而中毒，抗病力强。① ①《内蒙古家畜品种调查报告》 1983年报372431页，札奇斯钦《蒙古文化概论》第16页。草原上的蒙古牛能够做到终年放牧，无需棚圈也能越冬，无需添加饲料亦能确保来年的顺利繁殖。蒙古牛的主要特性可概括为：耐粗饲、宜放养、抓膘快，而且对气温的大幅度波动也具有很强的耐受潜力，如蒙古牛可以忍受-50℃到35℃之间的剧烈温差变化，加之蒙古牛的抗病力强，肉质鲜美，出肉潜力大，这些生物性优势，其他牛都无法与之媲美。蒙古牛成为蒙古高原上的当家畜种绝非偶然。② ②《内蒙古家畜品种调查报告》 1983年报155页。蒙古双峰驼具有耐饥、耐渴、耐风沙、能负重（驮载400500斤，日行3040公里），善于行走戈壁和沙漠（骑乘一人，日行7080公里）。骆驼4岁性成熟，每两年分娩一次，寿命长达3040岁。据测定，蒙古双峰驼的最大拉力可达428斤。骆驼记忆力惊人，成年驼可从数百公里以外独自返回出生地。骆驼连续绝食断饮10天，仍可使役，30天绝食断饮后仍可恢复健康，为生命安全期。双峰驼耐渴极限为在给食断饮的条件下，最长可持续忍受7285天的考验。双峰驼的耐饥极限也十分惊人，在断食给水的条件下，最长可以持续经受长达89131天的考验，还能延续其生命。③ ③《内蒙古家畜品种调查报告》 1983年报483598页。蒙古绵羊适应较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粗放饲养条件，是一种投入极少，产出较高的绵羊品种。蒙古绵羊放牧时，行走快，游动采食力强，抓膘快。若骑马放牧绵羊每日游动觅食3040华里。积雪封山后，蒙古绵羊还能扒雪吃草，延续其生命。因而，绵羊能全年在露天草场卧盘牧放，在冬季大风雪时，只需在西北方向设置简易风障即可过夜。蒙古绵羊还具有耐渴的特点，秋季抓膘时，可采取走“敖特尔”野营放牧，几天乃至十几天不需饮水，只要能采食野葱、野韭、瓦松和黄芪等多汁牧草，就可达到解渴和增膘的双重效果。① ①《内蒙古家畜品种调查报告》 1983年报69159页。蒙古山羊的适应性与抗病力都很强，能够充分利用荒漠、半荒漠草原和山地牧场，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其中特别以产出优质羊绒获利最为丰厚。目前，人们也在试验借助圈养的方法生产山羊绒，但绒纤维变粗变硬，无法供做优质纺织品的原料使用，其质量达不到预期目标。可见，优质蒙古山羊绒的生产，不仅取决于畜种，还得借助特殊的生产方式。蒙古山羊绒毛品质与世界其他地区山羊绒品质相比较，在绒毛的细度，柔软度、丝光强度、伸缩度、净毛率等多项品质指标上都名列前茅。 我国若想稳居山羊绒生产的前列，蒙古山羊和蒙古文化两者缺一不可。 综上所述，蒙古草原“五畜”对当地自然与生态系统的高效适应潜力是一项财富，抛弃此项财富去引导畜种改良和畜种引进，都会在无意中迷失正确的科研取向，引发意想不到的生态灾变和优秀传统文化的丢失。
　　四、畜种改良成效的评估指标有待调整
　　如何综合评价畜种改良工作的成绩，目前还没有科学的评价指标系统。例如，缺乏从生态适应的角度评估其生态维护的成效，缺乏立足于较大样本对生产系统的投入和产出效益做出科学的判断，正是此前的评估体系不容忽视的疏漏，以至于凭借此前的评估体系，必然会导致畜种改良政策中科学依据不充分，造成对物种改良科研的误导，最终使得内蒙古畜种改良技术、经济政策缺乏长期、有效的制度保障。在不经意中，被表象所蒙蔽，使此前所做的相关工作误入歧途，不仅经济效益缺乏可持续性，同时还损害了草原生态的安全，抑制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健康传承。
　　在计划经济时期，畜种改良工作具有计划性和强制性。在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今天，就不能简单地沿用计划经济时期畜种改良工作的方法和手段，应当更多地采取引导和协商的方法，要关注牧民生产技术的客观限制条件和接受能力，采取渐进的手段而不是强制性手段。我们在牧区调查中发现，一些政府部门及一些乡镇企业所极力推行的本地黄牛改良工作对当地畜牧业构成了明显的负面影响。经调查，牧民对于新畜种（西门达尔牛）普遍表示怀疑，甚至有人公开反对与此相关的畜种改良政策。
　　这里仅以东乌珠穆沁旗巴彦霍布尔嘎查几户牧户为例。被调查者抱怨道，工作人员强行将其乌珠穆沁本地公牛阉割掉，强行用外来的西门塔尔牛精液实施人工配种。而结果表明，当年70%的母牛均未受孕产子，为当地牧民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牧民们认为，本地乌珠穆沁品种的黄牛是经历过千百年的自然汰选而定型的优良畜种，它已经适应于本地的自然和生态环境。利用传统的放牧方式已经能够获得可持续的高产和稳产，实施畜种改良完全没有必要。诚然按单个黄牛计量，乌珠穆沁品种的黄牛，其肉产量不如引进的西门塔尔种牛，但无论是从适应性能上看，还是从饲养的耗费说，乌珠穆沁品种的黄牛都有着明显的优势。蒙古高原的草原畜养牛业之所以能够长期维系其特殊地位，正是是因为牧放这样的黄牛，其投入少、产出比大、效益高，而且产品是真正意义上的绿色有机产品。这样的优势完全符合21世纪的食品安全需求，本身就具有长远的养育优势。相反的，即令将西门塔尔种牛配种成功，但是这样的杂种后代，其投入高、单个牛只的产出率虽然高，但总产量却无法保证，即令是实施了集约畜牧业经营，但因可资利用的草场面积要受到严重的限制，其经营效果反而无竞争优势可言。从实地调查出发，牧民们的观点显然不容忽视。
　　令人遗憾的是，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草原畜牧业的潜在优势不仅被忽视和闲置，而在 “游牧落后论”的偏见的挤压下，传统的游牧作业日趋萎缩，草原畜牧业的竞争优势被强制闲置起来。可见对适应于游牧作业的优良畜种，实施大范围的强行配种改良，显然是一个失误。仅仅出于圈养式畜牧作业的需要就不加节制强行实施配种改良，无疑将会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因为他违背了不同畜种的优势乃是适应于不同生态环境的具体表现。蒙古高原生态环境的多元并存，本身也需要多畜种并存，在适宜圈养的地区，有计划地实施配种改良，本身就是一件合理的决策，但如果把这样的决策推广到不适合圈养的其他地带，肯定是一种过犹不及的偏颇。这样的政策失误若不得到有效地控制，受损的就不仅是经济效益，草原生态的安全也将会成为决策失误的牺牲品。
　　在东乌珠穆沁旗满都宝力格镇额仁高毕嘎查有一户牧民经历了10年的努力，成功地养育了饲养了杂种红昂格斯牛，畜群已经发展到近300头，年均收入已经超过了数10万元。
　　事实证明牧民并不是反对畜种改良，更不是没有能力掌握圈养式的牧养作业技术，而是他们比我们某些决策人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看得更远。他们处于对蒙古族本土生态知识、技术技能的领悟，深知蒙古草原的结构极为复杂，既有适宜全游牧的草原，也有适宜半游牧的草地，当然也有一些草场稍做人工加工后，也可从事圈养式牧养。畜种改良工作应当以合适为度，以因地制宜为宜，才能做到既有传承又有创新，也才有利于建构现代化的蒙古高原畜牧业。是否有勇气倾听牧民的意见，乃是成功的关键。
　　综合上述正反两个方面的结果，有关部门值得深思如下一个基本原则，推广任何形式的新畜种时，都需注意到务求能适应于当地的生态环境，而且还要为这样的适应过程安排一个不短的适应期，还得考虑到投入产出的效益是否有保障。否则，将外地所认定的优良畜种生搬硬套到东乌珠穆沁旗，强制当地牧民接受，其后果势必酿成多重损失。
　　据有关部门调查，由于几十年来盲目地大量引进外来畜种，致使纯种乌珠穆沁本地牛所剩无几。从保护生物基因库多样性的角度看，目前已经造成一个不可逆转的物种损失。经千百年之自然选育的本地畜种与蒙古高原的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以及产品需求多样性形成了高度契合，其本身就具有广阔的研究和开发前景。本地优良畜种都有不可低估的当今或未来的生产价值、科学研究价值（包括种质基因库）、新产品开发价值以及相应的文化艺术价值。保护地方品种基因库多样性是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政府早已加入了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及其文化多样性的世界公约。因此，我们强烈呼吁地方政府尽快采取行动，建立纯种乌珠穆沁本地牛保护基地，为子孙后代造福，为人类造福。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所用调查资料的对象，虽然仅及乌珠穆沁黄牛，但围绕当地实施的畜种改良工作，却不难发现从计划经济时期延续下来的畜种改良科研取向，存在着严重的成效评估缺陷，沿袭这样的评估指标，会在无意中将科研工作引入歧途。随着现代化、市场化的快速推进，生态维护和生态食品已构成了发展取向不可逾越的标识。文化的多样性、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也成了国际公认的发展指标之一，引导科研的评估指标体系，难道不应当与时俱进吗？为此，及时地刷新畜种改良的评估指标体系自然成了时下的当务之急。而新的评估指标体系，除了要关注短期的经济效益外，生态效益、文化传承效益、产业的可持续潜力、 一误再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