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68周年。
　　随着24820个日子流逝，当年为抵御外辱浴血奋战、如今仍健在的抗战老兵已寥若晨星。这些已至耄耋之年的老人过得可好？
　　报告文学作家方军是最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人。
　　方军寻访抗战将士的行动要回溯至16年前的1997年。从那时起，他走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采访了数百名抗战将士。其中，国民党将士是他寻访的重点人群。
　　曾担任陈诚将军警卫员的王建华是方军采访过的数百名国民党抗战将士之一。今年97岁高龄的王建华，在九死一生中完整地经历了8年抗日战争。这位在1935年参加国民党部队、在陈诚将军警卫部队工作多年的国民党下级军官，自1937年随陈诚参加淞沪抗战后，辗转于南中国各地战场。到1945年亲临受降仪式时，他的不同时期的战友几乎全部阵亡。解放后，王建华成为一名普通劳动者，一直“在长江边上扛大木头”。
　　王建华的经历，是数百万国民党抗战将士的缩影。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当年在主战场作战的抗战老兵，为了铭记以“630号文件”为标志的历史进步，在日军投降68周年这一时间节点，本刊编发方军所写的国民党老兵王建华的故事。
　　1 王建华，追随陈诚转战南中国
　　王建华的抗日历程
　　1935年，为生活所迫，孤儿小王顶替一个名叫“王开”的逃兵入伍。王建华是小王在从湖北武汉开赴淞沪前线的船上为自己取的名字。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一等兵王建华自愿报名开赴凇沪战场，担当第三战区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陈诚的卫士。在淞沪抗战失利的情况下，他们曾在一天之内辗转于江苏、浙江、安徽三省。
　　1938年，“全民抗战”进入第二个年头。王建华在武汉卫戌总司令部特务营担任军委政治部警卫。当时，周恩来是军委政治部副主任，他天天能看见周恩来。
　　1939年，冼星海每天教王建华所在的陈诚警卫连唱抗战歌曲。时至今日，记忆过人的王建华还可以清楚地唱出当年冼星海教的15首抗战歌曲！这些歌曲，鲜为人知！
　　之后，王建华又转战湖南、江西、鄂西、重庆，亲历了八年抗战的全过程，而与他同时期的战友几乎全部阵亡。
　　1945年9月，王建华作为中国军人中的一员，护送放下武器的数千名侵华日军战俘回国。
　　通过《最后一批人》的一名读者，我知道有位92岁的抗日战争亲历者名叫王建华。我提出采访，王建华的儿子却推辞：“我的父亲是一名很普通的士兵，抗战胜利时也只是一名下级军官，没有显赫的战功，比起你笔下的杨云锋、仵德厚等人物来，实在是不足挂齿。”
　　我试探性地问：“亲历抗日战争的高级将领、战功卓著者几乎不在人世。你父亲虽然地位不高，只是个上尉军官，但他毕竟亲历了八年抗战。他也是我要采访的‘最后一批人’啊！92岁，已经是事不宜迟。”
　　最终，采访得以成行。
　　序曲，想托主席带心愿
　　我第一次采访92岁的王建华是在2008年3月16日，采访地点在王建华长子的家里。
　　我们一边看电视新闻，一边进行采访。
　　王建华身材魁梧、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记忆过人，谈笑风生中满面泛着红光。
　　92岁的老人不能什么都知道吧？我要给他出个难题。
　　我问：“最近，中日关系有什么大的事情吗？”
　　王建华一边看电视，一边拍大腿：“嗨！胡锦涛访问日本呗！”
　　我问：“国家主席访问日本，您认为与您本人有什么关系吗？”
　　老人沉吟了一下，目光炯炯地看着我说：“我希望胡主席在访问日本时，带去我一个抗战老兵的心声。”
　　我吓了一大跳，急忙问：“您想带给日本国民什么心声呢？”
　　“71年前，我参加（军队）与侵华日军血战。无数军人在残酷的战争中死伤。与我不同时期的战友几乎全部阵亡。战争没有赢家。作为参加过战争的老兵，我希望：中日友好！中日不再战！我希望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访问日本时，带去我一个普通国民的心声。”
　　“胆敢拜托国家主席在出国访问时带去自己心声的中国普通国民，我还没有听说过。您如果敢的话，应该是第一人吧？”我说。
　　王建华大笑，他吩咐儿子、女儿：“准备文房四宝！我要白纸黑字！”
　　老人家的长子王智仁先生62岁，他的新居有160多平方米，朝南的书房和客厅正对碧波万顷的滚滚长江，景色宜人。江风吹来，令人心旷神怡。王建华一家的命运应该是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缩影：因为是国民党军官，王建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没少受罪。他的子女虽然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却在改革开放后先后经商，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我看到，在摊开笔墨的书桌一侧墙壁上悬挂着写着“厚德载福 ”几个大字的巨大条幅。
　　在王建华挥毫泼墨时，他的儿子手指条幅告诉我：“为我写字的这位书法家叫陈义经，南京总统府匾额上的‘总统府’三个字是他写的。陈义经老先生在旧政府做文书工作，为人低调。解放后，他从来不提书写‘总统府’三个字的故事，才得以躲过历次政治运动。为我写这幅字时，老人已是92岁高龄。2007年3月，我参加了老人家的追悼会。”
　　王老先生在旧报纸上润笔，然后一挥而就：“我托胡主席访日时带去心愿：中日友好，中日不再战。”落款是：“71年前，同日军作战的92岁抗战老兵王建华。2008年3月16日。”
　　没想到，92岁的老人写的字还这么漂亮、工整、有力。
　　曾押送过6000名日本战俘回国
　　1945年9月，上尉军官王建华亲自押送三批、总共6000名日本战俘从湖北武汉到河南郑州。
　　我问王建华先生：“为什么只送到郑州呢？”王先生说：“战区不同，郑州是五战区。”王先生回忆起那段难忘的岁月中发生的事：
　　1946年，我在武汉联勤总部第四区铁道军运指挥部，任上尉课员。我接到命令，奉命遣返日本投降官兵。当时，共分7个小组，每天从汉口江岸站发出一列车。我和易周课长一个组，7天一个来回。日本战俘自己用竹竿搭盖车棚，每列车载2000人左右，由日本人自己管理。我们共送了三批日本战俘到郑州，然后转陇海铁路到江苏南京。日本战俘再从南京乘船返回日本。 　由于车特别慢，从武汉到郑州需要三天时间。
　　我们坐在列车首车上，都自带干粮。所以，我们同日降军没有什么接触。只是在最后一次，我们押送的一名日军大佐与我们同坐一节车厢。那名大佐军官用固体酒精为我们烧开水、泡茶，还向我和易周课长敬烟。我们都不吸烟，故未接受。车到驻马店时，因抛锚停了两个小时，我们便下车吃饭。这名日军大佐见我们要下车吃饭，也要求同去，我们只好请他一起去。哪里知道，这顿饭吃掉我们两人7天的差旅费。日军大佐要付饭菜钱，我们没有要。上车后，他拿出一块衣料（日本哔叽）要送易周课长，一块日本手表要送我。开始，我们婉拒。但他表示，反正也不能带回日本，权当做个纪念。我们一想，就算是战利品吧，也就收下了。
　　有一次，在漯河站出了事。一群愤怒的农民手拿锄头、铁锹、大镐、镰刀涌向载日本战俘的列车要报仇雪恨，我们急忙过去阻拦。我站在高处对乡亲们大喊：“老乡们！这些日本兵已经放下武器，我们应该让他们反思他们的战争罪行，让他们安全地回到日本去！”
　　乡亲们群情激奋，他们手中舞动的农具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什么日本人放下武器？我们当初还手无寸铁呢！日本兵当年把我们的村子烧光、杀光、抢光，我们要让他们偿命！血债要用血来还！杀呀！乡亲们！”数百名乡亲的呼喊声像春天的惊雷，在大地上久久地回荡。
　　投降的日本军人们如惊弓之鸟，个个瑟瑟发抖。
　　我一看眼前的阵势，急忙命令先将列车开出车站再想办法。后来，我大声给投降的日军官兵训话：“……不要忘记你们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滔天罪行！”投降的日本官兵全部立正站好，低下头。半天，没有一个人敢抬起头来。
　　因为押送过日本战俘，所以，王建华先生带我去了武汉受降堂。
　　受降堂在武汉市中心的中山公园里。在受降堂前，王先生回忆：“武汉受降堂是纪念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的祠堂。1945年9月18日下午3时，中国第六战区长官孙蔚如将军在此接受华中地区侵华日军第六方面军冈部直三郎属下21万名日军投降。当时，武汉三镇的老百姓都围到此处，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万众欢腾！”
　　在受降堂和受降碑前，我分别给王建华一家照了相。
　　王老笑着告诉我：“当年，我由于公务在身，正往返于武汉和建始之间。我亲眼目睹了长江沿岸各地人民喜极而泣的庆祝场面。日本在16个战区向中国军队投降。那真是中国人的节日！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盛典！仿佛昨天一样！”
　　92岁的王建华至今对两组数字记忆犹新，他告诉我：投降的侵华日军总计128万人，同时投降的伪军有146万人。
　　“63年了，当时，摆在武汉受降堂前的战车、坦克、大炮、步枪、机枪、战马、军刀不计其数。武汉三镇的人民敲锣打鼓地前来参观，流连忘返，人山人海，万众欢腾，欢歌笑语……那时候当中国军人，光荣得满脸放光！”说完这话，王建华自豪地露出了笑容。
　　一名下级军官怎么知道这么多事，而且经久不忘？看来，那场战争在他的记忆里已经刻骨铭心。
　　王建华的抗战道路
　　我非常想知道92岁的王建华先生的历史，想知道他为什么走向抗战道路。
　　王先生回忆——
　　1935年，我18岁，父母早年双亡。我随同乡到武汉找生路。后来，成为我岳叔父的方汉臣把我介绍给武汉警备旅二团四连连长陈德荣（汉川人），顶了一个名叫王开的逃兵，到新兵班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6个月后，我下到老兵班站岗放哨，先驻武昌，后换防驻汉阳。当了13个月二等兵之后，我升为一等兵轻机枪手，每天天不亮在汉阳古琴台空地操练。
　　1937年7月7日，日本在宛平发动侵华战争即卢沟桥事变。当时，日本在汉口还有领事馆和侨民，也有军队。我连奉命在汉阳南岸的银行仓库一带布防，以防日军在汉阳搞破坏。日本侨民离汉后，日本飞机几次轰炸汉阳，目标是我汉阳兵工厂，炸弹投到打扣巷河边，还炸了武昌车辆厂。
　　日寇发动“八·一三”上海战争时，中央调时任庐山军官训练团教育长的陈诚出任第三战区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因陈总司令身边只有一个卫士排（排长邱石麟），于是，从武汉警备司令郭忏处请调一个机枪连、一个步兵连到上海参战。营部要求每连6名一等兵、二等兵，我报了名。
　　8月下旬，全旅两个团共调约300名士兵。其中一个机枪连，由连长况祥带领；步兵连100多人，由副官陈醒带领，在汉口乘船前往上海。在船上，陈副官告诉大家，凡是顶替他人入伍的名字可以改正。我原名叫王成宝，顶替名字叫王开，便自己取名王建华至今。旧社会军队的士兵只有“箕斗册”（箕斗：手指印），记载姓名、年龄、籍贯，没有详细地址。如果战死，家中是不知道死活的。
　　我们乘船到南京下关码头，转乘火车到苏州，再步行。敌机日夜在上空盘旋，侦察投弹，将桥梁全部炸毁，见人就用机枪扫射。我们艰难地到达上海郊外的昆山县后就被接收，我被分配在卫士第一连。编队后没有枪发，只给每人一只口哨，监视敌机来袭时发信号，不管军民，全部就地卧倒。在上海前线，敌人的军舰日夜向我方开炮。淞沪战争开打一个多月，我军就死伤数万人。
　　那时，军政部长何应钦、第三战区长官冯玉祥、总司令陈诚每夜乘快艇到前线指挥。我方军力明显不够，而日寇有强大的攻击力量。敌海军陆战队登陆后我军无力抵抗，伤亡惨重。敌人登陆前，敌机更猛烈地在我后方投弹或机枪扫射。我的班长唐采芹就在我跟前被机枪打断大腿，送到后方被截肢（后来听说牺牲了）。后来，我所在的警卫连随总部撤到苏州。我和另外3名士兵被派遣，各发了一支快慢机盒子枪，跟交际副官蒋虎志打前战到宜兴。日寇登陆后来势凶猛，而我方兵败如山倒。因双方武力太悬殊了，我们一个个恨得咬牙也没用。苏州百姓倾城出逃，水陆交通全部堵塞。幸好陈总司令的司机小刘急中生智，趁夜晚一个人以吉普车牵挂轿车，一人开着两辆车才逃到宜兴。
　　待大队人马到宜兴后，我们又冒着大雨坐在军用卡车车头上的行李上，一夜通过三个省——江苏（宜兴）、浙江（长兴）、安徽（广德），于次日清晨到达安徽宣城。南京失陷后，我总部官员到了安徽绩溪。陈总司令从徽州乘飞机于11月到达武汉。12月，我连才从江西玉山乘火车到达武昌。 　1938年是抗战的关键一年。南京失守后，中央政府迁往重庆。日寇妄想攻下武汉，直扑重庆，一举灭亡中国，但遭到了全中国人民有力的抵抗。第五战区长官李宗仁指挥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战，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不抗日，被“骗”到武汉秘密处决。
　　当时，国共合作，全国军民一致抗战，武汉是全国抗战的指挥中心。政府调陈诚成立武汉卫戍总司令部。1938年，军委政治部成立。总司令陈诚兼任部长，3位副部长为黄琪翔、周恩来、张励生，秘书长贺衷寒，总务厅长赵志尧，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我担任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大门的警卫班长。从前方下来很多伤兵，自恃抗战受伤有功，有些不遵守纪律，无理取闹。武汉卫戍司令部发布布告：让伤病员一律到医院或兵站养伤，不准随意外出，对不遵守纪律者按军法论处。这才使大武汉的秩序恢复了正常。
　　1938年，日寇的飞机在武汉上空与我国空军发生空战。7月，多架敌机轰炸武汉卫戍总部和政治部，从蛇山到总部投弹多枚。当时，我在两部大门执勤领班。敌机空袭时，我们进入早在马路中间花坛里挖好的散兵坑。敌弹命中花坛，弹坑直径约5米，距我躲避的散兵坑不到半米。
　　1938年秋，陈诚奉命成立第九战区。武汉卫戍司令由罗卓英接任。我随九战区长官部撤出武汉。经过崇阳时，连长派我给前苏联籍炮兵顾问当临时卫士。顾问、翻译和我乘顾问专用轿车星夜赶赴江西武宁，一夜一天到达李玉棠率领的第八军军部前线。午后三四点，我军以长射炮发射3炮。敌阵地在距军部10华里处的磨盘山。冲锋号吹响后，步枪、机关枪齐鸣。守敌很顽强，仅一个多小时，我军伤兵不断从战场上抬下来。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的悲壮场面。半夜过后，日军向我左翼扑来。军长下令，将特务连调出抵抗。同时，通讯兵叫我陪顾问和翻译快乘车走，因为农民正在破坏公路。我们离开军部前线指挥部时，夜色中看到数百名农民正在破坏公路以阻挡日寇的坦克。凌晨时，我们见到许多伤兵哀呼“救命”，其景其情叫人惨不忍睹。我们凌晨到了修水县三十集团军王陵基总部，汇报了前方战况，王总司令要求顾问转请上级增加武器弹药。当日，我们由平江回到崇阳，我归了连队。
　　1938年12月31日，敌机空袭常德时，我和任灿副官一道到前线送款，住到湘西大旅社。敌机临空时，我跑到旅店后门巷内一个门楣下躲避，发现9架敌机并排飞行，其中8架在我右首，1架正对着我。忽然，天空嗖嗖响，炸弹就像6月的暴雨，随飞机的惯性向我砸来。我非常敏捷地向左边猛跑了十余米，炸弹落下，将我先前站过的地方那些房屋炸塌。任灿在湘西大旅社吓得满头冷汗，我沉着地拉着他往被炸房屋方向奔跑，一不小心踩到被炸死的人的一块肉，差点儿摔倒。敌机离去后，我惊魂未定地对任灿说“差一点儿过不成年了”。
　　1939年，我所在的警卫连随陈诚到了重庆。
　　我和连队的两位班长一起到曾家岩中共重庆办事处时，见到了董必武主任。在我们士兵眼中，当年国共合作抗日是比较融洽的。
　　我们连驻扎在巴县土主场时，在陈诚公馆附近常常能见到他的母亲。每逢陈长官下班时，她总拄着拐杖站着迎接。陈长官对母亲总是行举手军礼后搀扶着母亲进屋。随后，其子女就欢呼起来：“爸爸回来了。”他的子女每人一个保姆，家中由陈夫人谭祥的侄媳统管家教。
　　1940年，我连全部到重庆两路口（巴县中学）政治部执行保卫任务。当年夏季，敌人轰炸重庆两次：一次炸中央公园一带，炸死很多市民；另一次炸两路口政治部，礼堂被炸，在防空洞顶也投了一弹，未被炸损。法国领事人员和我们共用一个防空洞。他们听到炸弹声都吓哭了，我们中国人却非常镇定，若无其事。
　　1941年，宜昌失守。张自忠在宜城牺牲后，中央调陈诚出川接管张自忠的防地任五战区右翼指挥。陈诚在宜昌雾渡河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准备反攻宜昌。我带领一个排担任保卫。经报请中央后，中央指示“只守勿攻”。随后，陈诚在恩施成立第六战区，由郭忏、吴奇伟分别任江防及江防上游总司令。我连随总部前往恩施，驻扎在五峰山下土桥坝下杨湾陈诚公馆附近。
　　当时，陈诚兼任湖北省主席。一天，我们查岗哨时见到了陈诚的长子陈履安（1938年在庐山出生，我们卫士都称他为大弟弟）正在门前长坪上持一玩具枪玩。玩得正起劲时，忽见刘云翰少将参谋处长过来，他立即将玩具枪皮带横挂肩上，向刘处长行举手礼。刘处长与他握手。待刘处长进屋后，他才继续玩枪。一名5岁的孩子如此有礼貌，足见将门之子教育的优良。
　　回到恩施后，我被调去训练新兵。这批新兵来自湖南溆浦县，我与他们建立了兄弟般的情谊。新兵的衣服上都长了虱子，我在老百姓家中借来大锅，拾干柴将水烧开，把衣服上的虱子都蒸死了。我还帮每位弟兄写家信报平安。我们的房东彭老倌非常感动，他对弟兄们说“王班长真像你们的兄长一样”，并给我单独准备卧具和腊肉。当年，我被提升到六战区干训团当准尉司务长。
　　在六战区干训团，我见过很多军长以上的官员，如郭忏、黄琪翔、吴奇伟、周岩。
　　在干训团，由于工作卖力，3年时间，我晋升了四级。从准尉一直到上尉。当时军纪很严，长官可以打人。记得有一次，因为学员的饭菜不够吃，第一任教育长樊崧甫当着那么多军、师长的面打了我三扁担。事后查清不是我的责任，教育长手令升我一级并让我担任随从，在团部工作，可能是他觉得我能够受委屈吧。此后，凡是干训团有重大活动都由我任采购。如湖北五峰渔阳关大捷，中央慰问团居正司法院院长到干训团慰劳官兵，由我主持招待，要求是“既节约，又丰盛”。平时，干训团干部、学员吃饭一律四菜一汤，中央慰问团八菜一汤。战时非常困难，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后来，教育长辞职回重庆，将我带到重庆他的家中欲安排我到军政部工作。我要求仍回恩施。临行时，他不但给我200元钱，还亲笔给干训团总务长和代教育长各写一信，介绍我的长处。
　　1943年，日寇占领缅甸后，准备从那里进攻我云南大后方。中央号召全国10万知识青年从军。新组建的远征军总司令由陈诚担任。陈的卫士连长罗云生邀我到该连当中尉副连长。是时，我在干训团已升为中尉且干得比较顺，就没有去。 　1945年，我的老营长周新到宜昌接任运输二十八团团长，我随他一起在团部当上尉副官。当年4月，德国法西斯战败，抗战胜利的日子已经不远。我们运输二十八团被撤销，被编入失业军官大队，直到日本投降。
　　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我们正驻建始。在得知抗战胜利的消息时，当地民众放鞭庆贺胜利。我亲眼看到县城的街道上像铺了红地毯一般，鞭炮屑足有一寸厚。
　　陈诚将军在抗日战争期间，主张抗日，先后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武汉卫戍总司令、第九和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军政部长等职，指挥所部参加淞沪、武汉、宜昌诸战役。在这期间，我一直是陈诚警卫连的一员。我目睹了八年抗战的惨烈，将士们前赴后继、英勇牺牲！
　　抗战时，作为热血青年，我们一心为国捐躯，很少有人考虑自己的婚事，都说要赶走日本鬼子再成家。我和我的未婚妻是应“媒妁之言”在老家订婚。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10年过去了，直到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12月，我们在武汉结婚。婚礼当天，我接到铁道军运指挥部命令，调任该部上尉课员，在汉口大智门友益街上班，真可谓双喜临门。
　　1946年2月，军运指挥部接到遣返日本战俘命令，共成立7个班次，每天从汉口江岸车站发一列载有2000名日军战俘的车到郑州，然后转陇海路到南京。
　　我的整个军旅生涯大部分都是在抗战中度过的。作为一名普通士兵，我为自己把青春献给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事业而感到骄傲。我曾四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后来我才知道，1937年我报名到上海前线所在的那个班的战士（从武汉警备旅改编一八五师）在保卫大武汉的战斗中全部牺牲。
　　我庆幸活到了今天，能够大胆而自豪地讲自己的历史。
　　整整为周恩来站了3年岗
　　92岁的王建华老人说：“我一生中最尊敬的人物，是周恩来。”他曾给周恩来站了3年岗。忆起那段经历，老人显得兴奋不已。
　　当年，我整整给周恩来站了3年岗。我很尊敬他，他一来，我要喊四个口令：“立正！敬礼！礼毕！稍息！”在诸位长官中，只有他向我们脱帽还礼。常常向我们点头微笑的周恩来，给我留下亲切和蔼、温文尔雅、才学横溢、沉着稳重的印象。
　　我是周恩来同志不知名而为他站过岗的一名小兵。1938年，正是“全民抗战”进入第二个年头，我刚21岁。这时，周恩来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我在刚成立的武汉卫戍区总司令部特务营第一连当一名列兵，担任该两部大门军风纪门卫。部长是总司令陈诚，副部长有三个：黄琪翔、周恩来、张励生，都是陆军中将衔。这几位部长中，唯有周恩来衣着朴素，不显示气派，乘坐的是老式方型胶顶黑色轿车。当时，他40岁左右，步履稳健，具有革命家的风度。
　　开始，我只知道周恩来是一位部长。后来，有位姓刘的同事对我说，他认识周副部长的卫士，到过周副部长住处，还和周副部长同桌吃了饭。当时，我很惊奇。刘接着说，在周副部长住处，保姆和卫士以及他们带去的客人，都是同桌吃饭；副部长和夫人邓颖超还给他敬菜，很随便，家里不分等级，并说周部长是共产党人。我很惊奇地问他：“这样好的人怎么当共产党（那时，我年轻幼稚，所处的环境和经历也有影响）？要是国民党的官都像周副部长该多好。”从那时起，我对周副部长产生了敬意。周副部长进出大门时，我总是用最高的礼节迎送：他离岗八步，我就喊立正口令，然后喊敬礼，迎送毕再喊礼毕和稍息。周副部长总是脱帽微笑答礼。
　　这年7月的一天，日本飞机轰炸两部，炸死执勤士兵三人。次日，我连将三名死者安葬在蛇山尾部，政治部连夜迁到武汉大学，卫戍总部也迁往卓刀泉。第三天是星期一，例行孙总理（孙中山）纪念周，连长邱石麟告诫全连官兵说，纪念周是周副部长主持，要大家振作精神，聆听报告。
　　开会前举行队列行进仪式，我们连100多人步伐整齐，听不出杂音，连长暗自高兴。
　　仪式毕，周副部长作报告，说日本飞机狂轰滥炸，血的教训要牢记，要加强团结，坚持抗战到底，彻底打败日本侵略强盗，将侵略者赶出中国！我心里对周副部长更敬重了。以后我辗转各地，没有再见到周恩来副部长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总理陪同外宾来到武汉，我在欢迎人群中终于见到了他。阔别30年，总理已70多岁的高龄，仍然神采奕奕。我激动得热泪盈眶。
　　周总理逝世时，我已退休。我到街上买了黑纱，对总理表示哀悼。我以前不敢将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与自己的经历连在一起，怕这怕那。现在，我已到耄耋之年，应该将个人蕴藏在心中几十年的事情说出来，以表达我这个抗战亲历者对周恩来总理的深切怀念。
　　王建华是河南省光山县人。全国解放之后，他在长江边上搭了个草窝棚，安安定定地生活了很多年。解放之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清扫了一批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如果那时王建华融入主流社会，及早建立了档案、户籍的话，他是什么下场还不好说。在窝棚里，王建华躲过了肃反运动。
　　解放之后，王建华基本上是当装卸工。主要工作就是每天扛铁道枕木或干其他重体力劳动。对此，他任劳任怨。如今，王建华的退休金为每月1100元。他感觉生活得很好。作为战争亲历者，92岁的王建华在采访结束时说：“在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有无数人丧失了生命。和平是宝贵的，中日两国人民应该在和平的基础上共同发展。”
　　2 方军，听过老兵哭，见过老兵笑
　　本文背景
　　自2002年起，方军自费辗转于各地抢救史料——寻访“最后一批人”。这“最后一批人”包括老八路和新四军官兵、国民党抗战将士、侵华日军老兵、被强掳的劳工等10类人。在采访他们后，方军写成了《最后一批人》系列图书。方军的两本抗日战争口述史《我认识的鬼子兵》和《最后一批人》是填补空白之作，前者“让中国人了解了老鬼子”，后者“告诉大家当年的抗战老兵真实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
　　生活境遇普遍不好的国民党老兵，是方军最为牵挂的“最后一批人”。在十几年内，他不断用笔实录他们的生活和命运。 　16年里，方军一直没有停下寻访国民党老兵的脚步。2013年7月25日这天，他在自己的新浪博客上贴出了《国军抗战伤残老兵曾经给周总理写过信》一文。文章的主人公——94岁的罗正达就是他新近寻访的一名老兵。
　　方军寻访国民党抗战将士的行动要回溯至1997年。从那时起，他走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采访了数百名国民党抗战将士。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的人生长河汇聚着被遗忘的遗憾和老无所养的辛酸。在寻访过程中，方军见证了民间对这批老人从仇视到关爱的情感变迁，也亲历了中央政府对这批老人政策的变化。
　　举着钱，王景芳笑了
　　2013年7月28日，方军在自己的博客上贴出一张合影。在这张一群年轻人簇拥着一位百岁老人的照片上，方军低调地站在后排不显眼的位置上。
　　拍照地点是105岁的王景芳老人的家。照片中的老人，一手拄着拐杖，一手举着一摞百元面值的人民币。
　　在摄影者按下快门的这一刻，方军又一次见证了民间对抗战老兵的关爱。
　　方军曾多次采访过王景芳老人。在老人104岁之际，他发表了博文《亲历抗战全景的王景芳老人104岁啦》。文章标题中，洋溢着兴奋之情。
　　通过历时近两年的采访，方军将生于1909年的王景芳老人定位为“中国抗战历史上‘七个唯一’的人物”。“七个唯一”包括，目前唯一健在的“亲历过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人”和唯一健在的“亲历台儿庄战役的指挥官”。
　　台儿庄战役期间，王景芳是连队副营长。在前线指挥所部与侵华日军的血战之中，他身受重伤。在2013年7月25日，老人当着方军和多家媒体记者的面回忆起了他亲历的那场战争的壮烈场面：军号吹响了，几万名中国军人端起上着刺刀的步枪齐声喊杀，向日寇的阵地冲去！那一刻，无数中国军人倒在日寇的枪弹之下。那一刻，王景芳手拿望远镜在观察敌情，突然“日寇一梭子机关枪子弹就扫射过来”，他身中两颗子弹。子弹从他的肩膀打进去，从后背穿出来，把他的“后背打出一个碗大的洞”。王景芳当时就昏死过去，他身边两个和他一起作战多年的号兵当场牺牲。在他负伤后，他的警卫员冯家祥匍匐在地上，拖拉着他的一只脚，在日寇的枪林弹雨中把他“拖拽了下来”。
　　在回忆往事时，老人抑制不住悲怆，失声痛哭……
　　伤愈后，王景芳继续奋战在抗日前线。1945年9月，他以国民党第40军副军长的身份接受日军投降——目前，他是唯一健在的国民党受降将领。后来，他放弃去台湾担任澎湖司令的机会，选择了投诚。
　　解放后，王景芳先在北京蹬三轮车，后被遣返辽宁老家种地。1982年，受惠于“落实政策”，王景芳举家回到北京。后来，由于年老体衰，老人的生活和不少老兵一样陷入拮据之中。
　　2013年7月25日，一位名叫裘黎阳的好心人代表他的朋友把关爱送到了王景芳老人的家中。
　　裘黎阳是浙江绿城集团图森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同时也是“我们爱老兵”公益网的负责人。他所在的浙江绍兴地区144位亲历抗日战争的老兵，平均年龄91岁，其中35%的人上过黄埔军校。
　　裘黎阳于2012年2月开始投身“关爱老兵”活动，并于2013年4月12日开通“我们爱老兵”网站。一年多来，他不仅发动公司全体员工关爱老兵，而且和身边的朋友对老兵发放资助款已达150万元。
　　在抗战胜利68周年前夕，当裘黎阳和朋友听说北京还有一名幸存的将官级抗战老兵王景芳后，便带着他的朋友——广东省东莞市慧达环保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淑贤专程到北京看望王景芳老人，并为他带来68000元资助款。
　　面对老人“无功不该受禄”的推辞，裘黎阳说了这样一句话：“这钱您应该拿，没有你们这些抗战老兵流血牺牲，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收下这笔钱后，王景芳高兴地把钱举起来说：“你们真是雪中送炭啊！”原来，前不久，老人因疾病缠身去医院，院方按照规章制度让他“先交押金”。医院的话，吓退了“还在租房住”的老人。
　　在见证上述温暖人心的场景两个多月之前，方军见证了另一个场景。
　　2013年5月14日，方军跟随浙江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陈刚和徐晓来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塘溪镇童村拜访一位名叫童玉才的老人。这位须发兼白、衣着落伍的老人于1922年出生在这个村庄。
　　如果没人刻意介绍，外人很难把“黄埔军校毕业生”这个身份和童玉才联系在一起。1943年上半年，童玉才从黄埔军校17期步科毕业后，进入部队到陕西省合阳县的黄河边守河防。次年，他参加了豫西会战。1945年日军投降时，他所在部队在北京接受日军投降。
　　后来，因为反对内战，童玉才脱离部队回到宁波故乡。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他和亲人饱受磨难。在步入老年后，他和多数乡村老人一样生活在贫寒之中。据方军介绍，目前他每月只有695元生活来源，其中600元来自黄埔军校同学会。
　　童玉才一生信仰基督教，目前担任村里教堂的主持。方军在他的博文中记录了如下场景：“看他生活困难，陈刚、徐晓等浙江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集体凑钱，每月资助他一些。童玉才老人死活不要。陈刚和徐晓就‘恶狠狠’地威胁他：‘你必须要！还要照相！要不，别人说我们两个贪污怎么办？’”
　　这“恶狠狠”三个字里，包含着多少善良和感动。
　　那滴泪，挂在111岁老兵的脸上
　　从国家层面看，国民党老兵的命运变迁发生在2005年。在这一年的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大会上，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发表讲话时，代表共产党人肯定了国民党是当年前方战场主力军的地位。
　　此时，方军自费采访包括国民党老兵在内的“最后一批人”已进入第四个年头。
　　方军采访抗战老兵，始于 1997年。彼时，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研究部工作人员，他因为工作关系开始在国内采访亲历过抗日战争的老兵——那时，他的工作任务就是进行口述史的调查。 　48岁那年，方军申请内退并于2002年开始自费采访。
　　方军在回答“为什么坚持自己采访”这个问题时说，他的上过抗日军政大学、曾参与编辑《红旗飘飘》系列红色丛书的父亲在1968年对他说：“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打过大仗，打得声势浩大、艰苦卓绝。他们打了不少大仗、恶仗、胜仗、漂亮仗。”
　　方军说，他采访的人有500多人。这500多人分布的地域从黑龙江、吉林、辽宁，到内蒙古、河北、山西、陕西、山东、浙江、广州……
　　在走进一位又一位国民党老兵的家门后，方军近距离地感受到了这个近乎被遗忘的群体的生活之艰难。战争结束后，多数老兵回到乡下。他们长期没能享受养老和医疗等政府福利，很多国民党老兵靠不足百元的农村低保或高龄补贴生活。
　　与中国老兵不同，无论是方军在日本采访的那批“我认识的鬼子兵”，还是“来谢罪的鬼子兵”，他们和所有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一样享受着日本政府“恩给制度”的福泽；方军在去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时，也曾“目睹欧美各国对二战老兵的尊重和给予的实质关照”。
　　在了解国民党老兵和其他国度二战老兵福利待遇的强烈反差后，方军在抗日战争胜利65周年的2010年发出“国家荣誉统一化”的呼吁。就在这一年的9月，民政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出了《关于向在乡抗日老战士发放一次性生活补助金的通知》。而湖南省资兴市便按照通知把3000元补助金发到了每位幸存老兵的手里。
　　“国家荣誉统一化”的呼声发出三年之后，方军的心声迎来了现实的回应。
　　2013年6月的一天，为原国民党老兵的福利问题鼓与呼的全国人大代表王敏刚收到了一份《民政部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8260号建议的答复》。在这份编号为“民函（2013）630号”的函件中，民政部明确表示尽管“原国民党老兵不属于《军人抚恤优待条例》中规定的优抚对象范畴”，但是，民政部还是从履行现有职能出发，对代表提议的国民党老兵待遇问题“给予高度关注”，并于最近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民政部门及时将符合城乡低保、农村五保、医疗救助、临时生活救助以及社会福利保障条件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相应保障范围。借助社会养老服务体系，让符合条件的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的孤寡对象优先、优惠进入敬老院、福利院”。
　　拿到民政部630号文件后，方军把它拿给一些老兵看。在他把文件拿给出生于1902年的“中国最年长抗战老兵”付心德看时，老人的眼眶中流出一滴眼泪。他看见“这滴泪，挂在他的苍老的脸颊上久久不肯再滚落下来”。
　　在老兵落泪时，方军的情感也在剧烈波动。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命运已经和老兵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当年当兵时，方军在新疆修建吐鲁番到库尔勒的铁路。因而，他把自己比作一头“在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固执前行的毛驴”。
　　如今，“毛驴”还在走着。他说，他要走到走不动为止。
　　在把自己比喻为“毛驴”的同时，方军把抗战老兵比喻为一本巨著的最后篇章。
　　方军在一篇博文中写下这样的文字：“如果说抗日战争是一本浩瀚的巨著，那么，这本浩瀚巨著的最后篇章就是亲历抗日战争的老兵。如果这些亲历抗日战争的老兵离去，这本抗战巨著就合上了最后的一页，被人们放进人类文明进程中巨大的书架中。”
　　在抗日战争烽火消散68年后的今天，每位幸存于世的抗战老兵都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关爱他们，就是写好抗战巨著的最后篇章。
　　后记
　　除了方军，还有孙冕
　　近年来，关爱老兵的公民越来越多。《新周刊》杂志社社长孙冕就是一位代表性的人物。他发起的为国民党老兵“养老送终”计划，已发动民间志愿者找到2000多名老兵。他说，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是共产党、国民党一起打下来的。如今，大陆幸存的抗战国民党老兵是弱势群体……他们在战争中落下眼瞎、断手脚、半身不遂等伤病……要让老人活得有尊严。
　　2013年7月28日，杨澜访谈录《不应忘却的记忆》播出了孙冕等人关爱老兵的故事。在提到民政部630号文件时，杨澜说：“这对于老兵来说，不仅意味着将在垂垂老年之时得到经济上的救助，过上体面的生活，这更是一份精神的慰藉，是他们对国家、对民族所作出的牺牲和历史贡献的一种认可和尊重。”
　　在节目最后，杨澜说了一句令人震撼的话：“我们应谨记：今天我们如何对待历史，未来就会如何对待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