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山地是全球地貌形态的基本类型，而山地文化构成了地域文化基本框架的重要部分。 因此，山地文化的研究成为地理学、人类学、生态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基本范畴。人类文明的起源、进化与发展都离不开山地，山地文化的产生又是山地生态智慧的结晶。探讨山地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规律及其在持续发展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将具有学术理论和现实应用的双重价值。贵州是中国最典型的山地省份之一，研究贵州山地文化，对于认知和理解全国乃至世界山地文化具有典型意义。为此，贵州省民族研究院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并成功获得立项，本文即是该项目的立意述要。
　　关键词：山地；山地文化；贵州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3）01-0085-06
　　山地是在地球陆地上高高突起的部分，与平原和平缓地带相对比而言，无论在各种自然的还是社会人文的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区别。人类文明的起源、进化与发展都离不开山地，山地文化的产生又是山地生态智慧的结晶。山地具有全球意义的淡水、生物多样性、社会文化多样性和适于旅游以及矿藏丰富等几大资源优势，在当今人类的家园——地球遭受人为破坏，资源、环境越来越成为制约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性和战略性难题时，山地、山地文化就成为了我们探讨的重要课题。
　　一、山地文化研究的缘起
　　山地构成了地球地貌形态的基本类型，人类各民族在适应山地地理特征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山地文化则构成了世界各国地域文化基本框架的重要部分。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它由奇妙的山地构成，我国是世界山地大国，贵州是全国山地大省，探讨山地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规律及其在持续发展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一）七大洲与四大洋的山海一体大世界
　　山地决定地球表层格局和演化，支撑地球的生态环境，尽管它只占全球陆域面积的20%，但它构成了七大洲地域的基本框架，与四大洋形成了山海一体的大世界。支撑其框架的正是世界的两大山系带，一是贯穿亚欧非三大陆的横向山系带即喜马拉雅-阿尔卑斯-阿特拉斯山系带，包括亚洲的喜马拉雅山脉、喀喇昆仑山脉和兴都库什山脉、欧洲的阿尔卑斯山脉和北非的阿特拉斯山脉等，构成了约占全球陆域面积1/2的亚欧非三大陆的基本框架；二是环太平洋的纵向山系带，即世界上最长的科迪勒拉褶皱山系，北起阿拉斯加，沿北美、南美大陆西境直达火地岛，由海岸山脉、落基山脉、内华达山脉、马德雷山脉和安第斯山脉组成；横向山系带向东经中南半岛、印度尼西亚至巽他群岛与纵向山系带相接，恰似地球的“骨骼”。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中国、古希腊世界五大文明[1]和印第安人古文明的发源地，大致分布在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大陆山地，为全世界的现代文明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因此，保护地球的“骨骼”及其山地，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二）我国地形三阶梯与两大山地生态系统的构成
　　我国地势西高东低，面向太平洋，大致呈三阶梯状下降的地形特点。在互补的地域地貌形态的生态系统中，青藏高原、柴达木盆地为第一阶梯和内蒙古、黄土、云贵三大高原及准噶尔、塔里木、四川等三大盆地为主的第二级阶梯的山地高原生态系统，辽东、山东、东南三大丘陵和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三大平原为主的第三级阶梯的山地丘陵平原生态系统，
　　向东南自然延伸的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的海洋生态系统，构成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根基。在两大陆地生态系统中，除平原以外的丘陵、山地、谷地、盆地、高平原和高原等地貌形态被统称为山地或山地大家族，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70%。山地高原生态系统和山地丘陵平原生态系统的山地自然过程构成的两大地域，与“爱辉—腾冲一线”划分[2]、地势板块划分[3]和东、西部划分[4]的两个不同自然人文地域的认定基本一致，共同揭示了山地自然过程及其规律。
　　（三）我国两大山地生态系统与两大山地文化区的契合
　　中华先民依托东亚喜马拉雅山大陆建起幅员辽阔的国家，传承至今有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19个“文化区”， 而且分为东、西两大文化区。其共同点均以山地为支撑，该两大文化区与东部山地丘陵平原生态系统和西部山地高原生态系统正好吻合。其中，在我国地形第一阶梯和第二级阶梯的山地高原上，山地大家族齐聚，分布有青藏、西域、塞北、甘宁、三晋、三秦、巴蜀、滇云、贵州等9个“文化区”。在第二级阶梯边缘至第三级阶梯的山地丘陵地域，山地大家族散居，成为了前平原文化和前海洋文化的依托，涵盖三大平原和东南沿海地区，分布有松辽、燕赵、中州、齐鲁、安徽、荆楚、江西、吴越、闽台、岭南等10个“文化区”。两大山地生态系统与两大山地文化区的契合，揭示了山地文化正是山地人文过程与山地自然过程的时空耦合的产物，相互间交融发展，互补共赢。
　　（四）云贵高原与南北走廊
　　云贵高原地处我国西南部，内联世界上最大最高的青藏高原上的西藏自治区、山水盆地聚合的四川省、集四大（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一体的重庆市、山地丘陵平原连体的湖南省、山海一体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外邻中南半岛山地高原的缅甸、老挝和越南，虽与山海一体的印度、泰国不接壤，但距离也较近。云贵高原既与东南亚山地在大陆地理板块结构上属连续体，又在民族分布和文化亲缘关系上同为连续体，千百年的环境与文化的相互交融，造就了山地高原封闭中有开放、开放中有封闭的历史个性，使云贵高原成为荟萃农耕、牧耕和游耕文化的聚宝盆，形成中华文明演绎的六大板块之一[5]，并与北面的“藏彝走廊”和南面的“岭南走廊”紧密联系，成为中华民族多元结合为一体的缩影。
　　（五）贵州山地的民族文化生境
　　云贵高原因地理方位的区别，分为云南高原和贵州高原，又各自分为滇云和贵州两个文化区。贵州高原位于云贵高原东部，居内联一侧，由乌蒙山、大小麻山、大娄山、武陵山（梵净山）、云雾山、雷公山、月亮山等七大山系和乌江、盘江（南、北盘江）、红水河、赤水河、清水江、氵舞阳河、都柳江等七大水系间相分布构成，山地起伏，丘陵坝地相间，岭谷高差大，岩溶地貌广，地面崎岖，成为了全国独无平原农业支撑的山地省份，山地立体农业就成为了贵州人的生计选择。在贵州建省600年以前，原为周边几个行政区的结合部，是典型的族际区域和民族交往的大走廊，为氐羌、百濮、百越、苗瑶以及中原汉族等五大族系的文化交汇之地。大山的包容，使先后进入贵州的各民族都能够找到各自的栖息之地，并在文化适应环境过程中，创造出各具特点的民族文化生境，形成民族文化与自然在“本真——回归”和“个性——偏离”之间的耦合运行，即使世居贵州的各民族在山地环境中获得了足够的生息繁衍和发展空间，又使自然在不同的民族文化生境中获得了足够的尊重，从而达成文化与环境二者的相互依存与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因此，以贵州山地为基点的西南山地民族经验，不仅为我们参与全国乃至国际山地文化人类学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而且为应对人类的家园——地球的自然灾变及其人类生存要素的灾变提供贵州山地文化的认知范式。 二、对山地文化的共识
　　地理环境是人类活动的舞台，是社会发展经常的和必要的条件之一，全世界山地占陆地面积大约只有30%左右，可是形成的山地文化则成为了人类独特的记忆和认同。
　　（一）传统的山地文化感悟
　　我国是世界山地大国，必然有区别于世界的大国的山地文化，自古如此。据我国人文地理学家邹逸麟先生研究，全国特定的自然条件大致分为东、西两部三大自然区，西部有西北干旱、半干旱区和青藏高原区，三是东部季风区；西部两区占全国陆地面积的55%，只居住全部人口的5%；东部一区只占全国陆地面积的45%，则居住着全部人口的95%。这种格局，近两千年来没有根本的变化。在东部季风区，人们早期主要居住在山麓地带，后来才向平原地带发展。先民们自落户山地，从“茹毛饮血，茫然于人道”的“人法自然”，逐渐形成与“天道”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人道”，就经历了千万年的山地文化创造过程[5]。自然界中的山地是真正的主人，它比先民们早存在了若干万万年，先民们住在它这里，当然是客人。那么，山地文化就是山地人文过程与山地自然过程的时空耦合的产物了。后人不管用“文化”二字去寻找我国的古文献解释，还是去对应外国的kultur或culture，或是比对1871年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作的定义，至20世纪70年代仅此定义就有250余种。实质上，我国先民们在漫长的两个“过程”的时空耦合实践中，就已将这种“文化”的“自然的人化”之含义表白了，只要后人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与自然界这位主人和谐相处，适应它、利用它，自身的价值观就在这两个“过程”中逐渐体现出来了。我国群经之首，《周易·贲卦·彖传》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东汉王充在《论衡·明雩》说的“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讲的“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等等，也都诠释了人地各有规律和理应同等看待的道理。在贵州这块山地上，传承至今的一个世居仅百余万人口的弱小民族，就世代传唱着：世间谁是主人翁/侗家祖辈教孩童/山河是主人是客/做客之人要谦恭/山水总有丰盛席/一代吃光二代穷/要留青山栖百鸟/要留绿水养鱼龙/莫当好吃不留种/枉来人世走一通。① ①贵州省从江县文化馆梁维安收集整理。这些，都是传统文化对以上两个“过程”的感悟所获。
　　（二）多学科交叉的共识
　　19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全球环境的改变，科学门类出现了跃迁性变化，促进了多学科的交叉发展，特别是生物学-生态学-人类生态学-文化生态学的发展，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山地学的发展，还有相互间交叉的发展，从不同视角助推了对山地文化研究的召唤。1851年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出自然选择学说，强调生物进化是生物与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促进了生态学的发展，使生态学成为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汇点，并与山地文化是山地人文过程与山地自然过程时空耦合的产物形成了明显的对应关系。同一时代的地理学家或人文地理学家对人地关系的解释，人文地理学的“人文”二字与自然地理学的“自然”二字相对应，对山地文化是山地人文过程与山地自然过程时空耦合的产物，早有先见之明。德国地理学家、近代地理学创建人之一的李特尔（Carl Ritter，17791859），著有《欧洲地理》《地学通论》《地理学——地理对人类素质和历史的关系》等。他在《关于比较地理学的思想》中指出：地理学作为“充满大地物体的空间和空间关系的学科，没有时间的尺度或者年代的联系是不行的。”地理学的立论就是建立在地理的时空之中，人文一旦进入，就产生了耦合作用。他在《地理学——地理对人类素质和历史的关系》一书中特别探讨了自然现象与人文现象的相互关系，把自然作为人文的基本原因，强调自然界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法国人文地理学家白吕纳（Jean Brunhes，18691930），著有《人地学原理》《历史地理学》《法国人文地理学》等。他在《人地学原理》中指出：“人地关系本来是无定的，因为它全视人类的需要与欲望而定，而这些心理因素常有变化，所以，人地关系也就变化无常了。”还说：“事实上，人类开发地力愈烈，与环境的关系愈密，则人类受自然的控制反愈益深切。”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 19021972）通过对美国落基山脉肖肖尼部族（Shoshoni）与大平原印第安人资源利用方式的比较，看到了文化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因果过程，率先将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引入人类学研究领域，并从跨学科的角度，综合探讨人类文化的适应问题而首创“文化生态学”（Cultura1 Ecology）的概念和理论[6]。邹逸麟先生在《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前言中指出：“人文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面人类活动（精神和物质）或人与环境之间关系所形成人文现象的分布、变迁及其地域差异。”[7]不言而喻，山地文化的概念只能在多学科交叉的视角下，才能返璞归真，形成一致的共识。
　　三、关于贵州山地文化的研究
　　我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伟人、集儒释道三家而创立阳明心学之王阳明，进入贵州山区，就发出了“天下之山，萃于云贵；连亘万里，际天无极”的感叹。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对贵州山地地貌形态及相关文化首次做了比较系统的科学记述。清代旅黔文人墨客们也留下了许多关于贵州山地及山地文化的零散记录。这些先贤留下的文字，为后人认知和解读贵州山地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到20世纪初，民族学、人类学传播到我国，即有鸟居龙藏等著名外国学者到贵州山地作民族文化方面的调查研究。30年代末至50年代前夕，来到贵州的外地或外国的学者（如鲍克兰、吴泽霖、陈国钧、罗荣宗等）及其带动下的贵州本土知识份子（如杨汉先、梁聚五等），深入贵州山地调查研究，获得了一批成果。新中国建立后，为了弄清各主要少数民族情况，搜集和积累中国民族问题研究所必需的资料，开展了10余年的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积累了20余册约300万字的调查资料，对贵州山地民族文化的研究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对贵州山地民族文化的全面调查研究，实际上是从20世纪80年代的“六山六水”调查才真正开始。1980年，中国民族学研究会在贵阳召开。次年，成立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提出了组织民族调查的倡议，贵州省民族研究所作为该学会的团体会员积极响应。1982年，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召开第二届年会，积极筹备“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工作，计划对省内少数民族世居的“六山六水”地区逐步开展调查。1983年，为贯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精神，由贵州省民族研究所负责牵头组织，以学会联系各单位、人员之间的协作，组建民族学、历史学、经济学、哲学、语言学、教育学、考古学等专业人员的“月亮山区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队”，历时三个月，汇集了80万字的调查资料，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此后，每年继续组织进行“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迄2012年编辑出版有《贵州民族调查》29集，共刊印调研报告1150多篇，约1700万字。其中，2008年精选部分调查报告700多万字，编辑成《六山六水民族调查资料选编》公开出版。这一重要学术工程在贵州民族工作和民族科学研究上起到了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使贵州省各民族的民族志资料极大丰富，有力地促进了党和国家在贵州民族工作事业方面的向前发展，并为我国和世界民族科学研究宝库积累了可贵资料。从“‘六山六水’民族调查”的学术历史，就足可以看出，山地是贵州的天然品牌。数十年不间断的山地民族调查充分显示了山地对于贵州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进入21世纪前夕，以地域文化为背景，在贵州学界掀起了“贵州文化”研究讨论的高潮，从而进一步提升了对“贵州山地文化”和“贵州山地文明” 的认识。1995年，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贵州历史文化研究会联合在贵阳花溪召开“贵州文化与传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十六届年会”，第一次将“贵州文化”作为一个地域文化的学术问题，提到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来讨论，成为贵州历史上破天荒的一件大事；向海内外宣传贵州，使海内外人士进一步了解贵州现代经济和文化建设的特点，提高贵州文化在大文化圈中的地位以及在全国和亚洲的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对开拓贵州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受到会议的启发，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开始酝酿编写一套“贵州文化系列丛书”，成立了以老同志苗春亭为主任的丛书编委会，围绕贵州文化这个主题，确定了10个选题，从不同的方面展开论述，突出贵州文化的特点和亮点。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史继忠，是这套丛书的策划人之一，他在2000年出版的《贵州文化解读》一书，第一次解读了贵州“山地文化”的理念。后来，他撰写的《贵州文化》一书列入冯天瑜等人担任总主编的《中华地域文化大系》，使“贵州文化”成为了全国19个地域文化区之一，将贵州山地与地域文化研究的基本框架联系起来，为我们确立贵州山地文化作为中国重要地域文化板块的定位奠定了基础。
　　当迎来贵州建省600年之际，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贵州建省六百年研究丛书》共9本，深度解读了600年时空中贵州山地的发展变化，将“地方性知识”与“区域文化”在日常生活中呈现出来。“从前人走过的路中，看到他们有那些成功的经验和导致挫折的教训”[8]，揭示了贵州山地文化正是贵州山地人文过程与贵州山地自然过程在600年时空中的动态特征。此外，杨庭硕教授等人以“依托历史，立足现实，尊重过去，面向未来”的理念，摒弃以往对贵州山地各民族生计用“封闭落后”一言以蔽之的历史误读和曲解，通过挖掘整理，以礼敬、欣赏和自豪的态度对待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给予了一种符合时代精神的新展示和新解读，出版了《美丽生存——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版）一书，为深化贵州山地文化研究提供了一种值得参考的新视角。
　　四、“贵州山地文化研究”课题的诞生
　　“山地”为人文地理学、人类学、生态学等多学科研究的基本范畴。山地是“具有一定海拔、相对高度和坡度的高地及其相伴谷地、山岭等所组成的地域”[9]。 “广义的山地包括了丘陵、山地、高原、盆地和谷地等，其中又有高平原、宽坦盆地和宽谷等地貌类型”[10]，形成一个山地大家族，构成了全球陆地地貌形态的基本框架。山地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要探讨和揭示人类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因适应这种地貌形态而在文化上形成的地域性特征。因此，山地文化的研究往往与地域文化联系在一起。
　　贵州是中国最典型的山地省份之一，研究贵州山地文化，对于认知和理解全国乃至世界山地文化具有典型意义。为此，在2010年，以贵州省民族研究所（现贵州省民族研究院前身）的韩荣培副研究员等人为首组成的研究团队，按照国家社科规划办对全国地域文化研究的资助要求，立足贵州“六山六水”调研的实际经验，依据建所（院）50年来积累的大量资料和学界的研究成果，设计了“贵州山地文化研究”课题。经过投标、答辩、公示和最后确定，荣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立项（批准号：10&ZD070），成为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首次获得的最高级别科研项目，实现了贵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零的突破。
　　贵州山地文化的核心是贵州各民族源于生物对环境适应所积累的生存智慧，实质上就是生态智慧，是将主体尺度与客体尺度、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融为一体的最丰富、最深邃的思想。也可以说，贵州山地文化的成果，也正是贵州山地人文过程与贵州山地自然过程在时空耦合中相互适应所积淀的生存智慧，可资借鉴来应对当今文化转型中的许多难题。因此，该课题共设10个子项。其中，山地农耕文化、山地建筑文化、山地制度文化、山地宗教文化、山地文化记忆、山地交往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是按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脉络和分类，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交往文化四个层面，诠释山地人文过程及其与山地自然过程时空耦合的辩证关系；而山地文化多样性、山地生态智慧方面的研究，主要以文化生态学的理论方法，侧重对山地人文过程适应山地自然过程时空耦合的研究；山地文化概论、山地文化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子项目，则主要以人文地理学的理论方法，侧重在宏观上对山地人文过程与山地自然过程时空耦合的分析研究，旨在尝试建立一种融汇多种母体学科理论方法的山地民族学或山地文化人类学话语系统。我们希望该项目的系列研究成果无论是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山地民族学的学术发展还是更大范围的山地科学理论体系的建设都能有所贡献，同时也可为我国的山地发展特别是贵州山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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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蒲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