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代中国大学学术自由因内部权力多元化的格局而缺失。为探求重振之方，基于无为与学术自由都遵循了现代新古典自由主义的逻辑，从行政权力、政府权力、市场权力出发，提出以无为之治引领学术自由。 
　　关键词：无为；学术自由；新古典自由主义 
　　作者简介：匡铭杰（1988-），男，江苏无锡人，浙江工业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浙江 杭州 310023）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01-0012-02 
　　学术自由一方面是指在知识的前提下老师与学生的教学、研究、言论自由及人格自由，核心是免于政治干涉的自由。1957年斯威兹诉新罕布什尔州案判例中的一段话可以较好地诠释学术自由的含义：谁可以当教师；教什么；应该怎样教和谁可以被准许入学……为了社会的利益，除了出于紧急的原因和有明确的令人信服的理由，政治力量必须避免介入此类自由活动。另一方面，学术自由是相对的自由，学术自由与学术限度共存的必要性已被学界广泛论证。高等教育自身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学术自由制度运营成本的高昂、现代科学研究与应用之间的“二重性”等都决定了学术自由的限度。学术自由并不是要求大学遗世独立，大学还应该是风向的定针，有所放有所守，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当代中国大学学术自由缺失的背景下，如何在不突破学术限度的前提下实现学术自由、提倡学术价值是本文思考的出发点。 
　　一、当代中国大学学术自由的缺失 
　　1.学术自由的价值：大学最高原则 
　　首先，学术自由促进了现代大学的产生。最早的大学诞生于中世纪的欧洲，但仍是教会的附庸。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促进了学术自由风气的形成，大学得以从教会的附庸下解放出来，这为现代大学产生创造了基本条件。1809年西方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柏林大学诞生。这所大学全面贯彻了洪堡关于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的理念。这些精神成为现代大学的基本准则。诚如金耀基所说，一部世界大学的发展史可说是一部争取学术独立自由的历史。[1] 
　　其次，学术自由是实现大学使命的前提。大学是传授高深学问的场所，学问依照的是真理的逻辑。所谓真理是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知识，知识的产生与发展需要在学术自由的氛围下默默探索，即自由是追求知识的先决条件。知识的客观性决定了知识不可能在外在价值干预的条件下得到正确的发展，知识的价值中立性决定了它在任何一个时期都不能依附于任何权威。学术自由是一项特权，它使得人们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探求真理，并且是为了真理而真理。[2] 
　　因此，学术的独立与自由应该是大学的“最高的原则”。只有在这个原则的坚持与维护下，大学才具有现代意义，才能致力于真理的探索。如陈寅格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的一段铭文说道：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2.学术自由的缺失：内部权力多元化 
　　大学内部权力多元化的格局是导致中国大学学术自由缺失的深层原因。权力多元化是现代大学的基本特征，现代大学其实就是国家、市场和学术权威构成的“三角协调图”。[3]在当代中国大学国家权力表现为政府权力及政府权力在国家控制下的大学内部的衍生权力——大学行政权力，因此大学内部权力多元化表现为大学行政权力、政府权力、市场权力、学术权力的四角角逐。 
　　大学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干预主要体现为大学行政部门、相关职能部门对学术事务管理权力过大，干预过多，导致大学“泛行政化”现象。大学的学术单位行政化设置，管理等级森严，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倾向；研究人员官本位意识强化，关心“权术”而不关心“学术”；有行政职务的教授、学者更容易进入学术组织高层等。 
　　政府权力对学术权力的干预主要体现为政府权力有随意调配大学资源的特权，表现为主要人事权的任免；法律规定的大学应有的办学自主权没有下放给大学，如招生权、校长决策权等；政府随意制订方针政策指挥大学发展改革的方向，如扩大招生政策。 
　　市场权力对学术权力的干预主要体现为大学的功利化，以利益为导向的市场权力的强大必然驱使大学组织产生过分追求物质刺激的功利行为。当市场成为大学的制度选择之后，在以功利为首要目的的驱动下，一所功利主义的大学将不可避免地诞生于世。这不仅与实现大学内在价值的学术权力背道而驰，而且利益趋向将导致各种短期行为，甚至有可能会造成学术权力成为市场权力的附庸。 
　　二、道家“无为”思想简述 
　　道家思想以“无为”为精神实质。“无为”是道家思想提倡的价值核心。这可以从老子生活的现实背景出发去理解。老子生活在一个社会急剧变革动荡的时代，一方面战乱不断，一方面各国改革又不绝，统治者的改革措施常常背道而驰，使得政治更腐败、社会更混乱。对此老子提出了他解决社会危机的方案，即是采用顺乎自然的方式拯救国家，达到不强求，不妄为的“无为之治”。老子说：“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 
　　在道家的思想体系中，“无为”以“道”为基础与原则。“为”在遵循了“道”的前提下成了“无为”。“道”是道家思想的核心概念，是指世界的本体、自然的本原、存在的本质，指世界无所不及、无所不能的本质、正义、道德、自然。[4]它是统摄一切存在的根本，既是宇宙自然的本体，也是社会人生的本体，即人类一切行为的最高准则、一切意义和价值的终极依据。[5]进一步理解，“道”是促进世界之所以为美好世界的最必然本质的东西，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内在机理。 
　　那么，如何理解“同于道”的“无为”呢？老子提出“无为”就是主张人类个体服从世界整体的力量、服从作为世界整体的全部历史必然性的道的力量，认为个体违背这种力量就是违背自然、违背世界，并从而失去自然、失去世界。首先，“无为”并不是无所作为。“无为”既然是“为”与“道”的结合体就决定了它实质上是一种“为”，是遵循了“道”的规律之后客观上体现出来的一种不强所为的现实状态。其次，“无为”既然是“道”基础上的“无为”，那么这种“无为”就是要求统治者在主观价值上自觉服从整个世界的必然，按照历史规律去作为，不歪曲真理，不颠倒是非。最后，“无为”也是一种人生境界，它不仅是统治者治世的逻辑，也是百姓生活的应有操守。“无为”要求人们不贪恋权贵，在世俗荣誉面前知进退。这不是消极遁世的人生哲学，而是所谓消闲的浪漫崇尚，一种对生活不强求、对命运知乐观的人生态度。
三、无为与学术自由的内在契合 
　　无为与学术自由具有内在的契合，这个契合点就是新古典自由主义。 
　　1.新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简述 
　　以哈耶克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政府干预存在着诸多的隐患，难以避免为自身谋利益的局限，因此主张个体免于外在限制的自由。在哈耶克的政治哲学体系中“自发秩序”是一个核心概念，也就是要尽量维护和利用自发自生的秩序，警惕刻意设计的人造秩序对文明的破坏。[6]在他看来，自由和权利属于私域问题，政府对私域的关切并无不可，但此时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必须表现为防止他者对私域的干预，政府的作用也仅限于对可能危及私域的任何举动进行强制。但是尽管新古典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其前提依然是认为政府是必要的，政府的功能与作用是民众实现自由的前提。哈耶克虽然倡导“自发秩序”，但他同样重视由习惯、传统、法律构成的“一般性规则”。他认为只有在规则系统的环境中自发秩序才是可欲和可求的。所以，新古典自由主义认为，自由是有限度的，但是这种限制应该是正当的。自由就是尽可能免于外在的不正当限制。 
　　2.无为与学术自由的逻辑 
　　首先，无为与学术自由都强调反对不正当干预。无为要求统治者按照“道”的原则行事，尽量减少对国家、社会的干预。所以老子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而学术自由则是要求行政权力、政府权力及市场权力减少对学术权力的不正当干预，实现“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因此，无为和学术自由均符合新古典自由主义关于自由原则的主张。 
　　其次，无为与学术自由都是在遵循了一定的原则之下的自由。无为的原则是“道”，在符合“道”的原则之下“无为”的本质是一种“为”，此所谓“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也。所以老子认为国家并不是不要统治，而是要遵循“道”的统治；学术自由的原则就是大学发展规律，学术自由并不是要求大学完全由学术权力主导，这不仅会导致新的恶——学术权力的绝对主导地位将导致绝对的腐败，也有违大学社会公共组织的属性，使大学得以存在发展的根本依托——社会责任丧失殆尽，况且独立经营的大学在失去外部支持的情况下很难独立生存。所以，学术自由承认行政权力、政府权力、市场权力对大学渗透的必要性，承认大学与社会的内在张力，但是这种联系应该是合理的。虽然大学应该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与学术使命，但是发展过程中面临资源的巨大限制使它无力独自承受这份艰巨的任务，需要行政权力来为大学谋求更多的发展机会；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作为公共权力的体现者，为了保障高等教育的公平性、公正性，实现公共财政的责任，必然要对大学采取干预性的态度，以确保大学更好地为社会服务。[7]市场引入到大学中来，则不仅提高了大学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也大大增强了大学办学效益。因此，无为和学术自由均符合新古典自由主义关于自由限度的观点。 
　　卢梭认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无为与学术自由也是这样，虽然强调自由，但必然受到约束。 
　　四、以无为之治引领学术自由 
　　老子当年面对社会的浮躁与疯狂，面对国家满目疮痍的改革现状，提出了他的治世思想——无为之治。千百年后，面对中国大学学术自由缺失的现状，有必要以无为之治引领学术自由。 
　　首先，无为之治要求大学内有关权力行使者合理放权。按照“道”的逻辑，对于权力行使者而言应该先明确行政权力、政府权力、市场权力应有之义的使命是什么，在此使命的引导之下进行合理的放权，确立无为之治的效果。 
　　就行政权力来说，其应有使命是充当大学与社会联系的桥梁，为大学发展争取更多的发展条件，包括资源及机会等。行政权力应该本于且只限于这一使命，即是说大学行政部门应积极与政府、企业、社会其他部门接洽，为大学的发展争取更多资金的支持；与有关学术机构接洽，为大学的发展争取更多的科研项目；与社会各界特别是媒体、公众接洽，赢得大学在社会中广泛的信任和威望。如果行政权力做到且只做到这一点，可以说是无为之治，如果没达到就是失职。如果超过了这个限度，不仅为大学谋求发展条件，更干预大学内部学术事务的发展就是不正当的干预，应该引导其回到原有的使命上来。 
　　就政府权力来说，其应有使命是大学的服务者与监督者为大学发展提供政策支持，监督并保障大学发展的公益性。具体说来，政府应该本于制订保障大学良性发展的公共政策，从政策上赋予大学学术自由下的应有权利，并监督保障执行；就社会的宏观发展给大学制订政策导向；监督大学公共财政的运行状况，审计使用效果，确保大学在公平公正的道路上履行大学的社会责任等。 
　　就市场权力来说，其应有使命是大学的辅助者，服从学术权力的指挥，本于为大学学术以外的事务服务，提高大学运行效率。就此而言，市场的权力范围在于改善校园的硬件设施；辅佐行政机构优化资源配置，帮助其降低成本、提高效益；注入定量资金充实大学办学成本，帮助其提高办学层次等。 
　　其次，无为之治要求大学师生秉持应有的道德操守。当代中国大学学术自由的缺失也与大学校园内泛滥的浮躁与功利主义倾向密不可分。在这一点上，“无为之治”所提倡的不强求、不妄为的理念与遵循自然本原的精神有益于恢复纯净的校园文化。“无为”对于大学师生来说不仅意味着不迷恋权贵，不向世俗与功利低头，也意味着一种甘于忍受学术寂寞的氛围。 
　　参考文献： 
　　[1]金耀基.大学之理念[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8：2. 
　　[2][德]卡尔·雅斯贝尔斯.大学之理念[M].邱立波，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19-20. 
　　[3][美]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M].王承绪，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165. 
　　[4]杨润根.发现老子[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182. 
　　[5]朱晓鹏.老子哲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56. 
　　[6]徐大同.现代西方政治思潮[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38. 
　　[7][美]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徐小洲，陈军，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