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随着新媒体日益普及，高校信息传播生态发生重大变化，体现出网络集群行为的新特点，这给应对群体性事件带来了新的挑战。而高校学生自组织在校园群体性事件处置过程中理应发挥重要作用。本文从组性理性的视角出发，以高校学生会为例探讨学生自组织在处置校园群体性危机事件中的危机信息管理作用。

关键词： 高校群体事件；非理性；高校学生会；组织理性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10-0-02

一、高校群体性事件的非理性特质
　　集体行动是指有许多个体参加、具有很大自发性的制度外政治行动1。高校群体性事件就属于集体行动的范畴，一般组织化程度、制度化程度以及追求社会变革的程度都很低。在勒庞看来，集体行为是典型的非理性的产物。他认为群体特征表现为有意识的人格消失，无意识的人格占据主导地位，情绪和观念的感染、暗示的影响使集群心理朝着某一方向发展，并具有将暗示的观念立即转变为行动的倾向2。在集合状态下，人们不再具有识别流言与谣言的能力，流言快速扩散，不断把人群的行为推向极端。
　　集体行动的形成，就是一个社会动员的过程，即行动成员形成共同意识的过程。布鲁默将其分成三个步骤：集体磨合、集体兴奋和社会感染。首先谣言开始传播，然后不确定开始增强，人与人互相感染并产生某种共同感觉并不断增强，最终爆发集体行动3。
　　高校往往是群体性事件的高发区，从资源动员的角度看，当前高校具备形成集体行动的大量动员资源。首先，居住和工作环境以及与之相应的生活形态对集体行动的产生影响巨大，大量的学生高度密集的聚集生活在校园中，集中住宿、集中餐饮、集中学习，集中娱乐。这促使各类朋友关系网络的形成，大大增加了学生间被动接触的可能，从而为群体成员间信息迅速传播提供了充足的条件。
　　其次，微博、QQ群、人人网、高校官方网站手机版、微信和飞信等新型媒介逐渐成为当下高校内学生间信息传播的主要形式。理论上“任何人（Anyone）”可以在“任何时间（Anytime）”、“任何地点（Anywhere）”通过文字、声音、图像等“任何媒介（Any media）”传播“任何信息（Any message）”。从而使高校群体性事件呈现出网络集群行为的新特点，即在虚拟社区借助网络载体通过符号的传递达成人际互动4。网络匿名使大学生处于一种几乎没有社会约束力状态，使之失去了社会责任感和自我控制力，他们更加开放地表达自己或做出宣泄原始本能冲动的行为。相比现实生活中的集群行为，网络集群行为的非理性色彩更加浓重，影响面更广，持续时间更长，危害更大。并且，条件具备时网络集群行为易于转化为现实世界中的群体性事件。
　　再次，大学生思想具有活跃性、多变性，但长期的驯化教育使得一些学生理性思辨能力没有得到好的训练，对于各种信息的判断能力不足，面对复杂多元，真假难辨的信息，易于迷失和盲从。同时，大学生活经历单纯，价值观念强，富于正义感，重感情讲义气，对公共事件关注度高，
　　高校群体性事件易于发生，同时具有很大的非理性特质，组织程度低，在危机发生时，高校管理者面对情绪化群体难以以理劝服，甚至想通过谈判平息事件都难以找到事件主导者。而强力压制有可能激起更大的反弹，即使平息了事件也会给双方造成更大的心理裂痕，为下一次爆发埋下潜在危机。所以说，极难有效处置。

二、组织理性与高校学生自组织
　　理性在社会学中被定义为，思想和行动自觉的符合逻辑规则和经验知识，在这种思想和行动中，种种目的都是前后一致和彼此一致的，并且运用最合适的手段来达到目的5。组织理性则是“以组织为载体的理性，它是这样一个状态，即一个社会组织中具有了那些得到主要组织成员自觉遵循的一套独特的共识性或强制性行动逻辑规则和经验惯例，这些规则和管理或者与组织生存和组织目标的实现手段有关，或者与组织成员在组织中的合法地位有关。当社会组织出现这种状态时，该组织就具有了组织理性”6。这一概念特别强调了组织的一套行动逻辑规则和经验惯例。正是它保障了组织的确定性、逻辑性、稳定性、和强控性，规定了组成成员的职位、权限、责任和义务；人们的行动都以这些规则为依据。因此，组织有着明确的目标、制度、纪律，有着严格的分工和统一的指挥管理体系，可以高效率地完成分散的个人或松散的群体所不能承担的生产和社会活动。
　　基于组织规则，一方面组织对组织成员形成一种强有力的约束关系。在这种约束关系中，组织成员担当一定的角色，享受自己作为组织成员的权利同时，也必须承担自己作为组织成员的义务，不能任意而为。对于不承担义务的组成成员，组织依靠组织纪律予以惩罚。另一方面，当组织个体成员的权利受到损害时，能够向组织寻求帮助，仰赖组织的力量和资源向组织外的其他组织或个人维护自身权益，相对弱小的个体而言，成功的概率要大得多。
　　组织规则也对组织传播形成了有效约束，即组织观点的形成与传达会遵循一套既定的规则。一方面，组织内部传播包括三种形式，即上行传播、下行传播和横向传播。外部信息从组织基层逐级上传至组织中枢，虽然可能存在信息遗失问题，但也有效保障了信息的真实性；组织决策规则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基于该信息的组织决策理性；而后该决策以下行传播方式到达组织基层，并以组织力量保障其施行。另一方面，组织和其他组织交换信息时，组织身份
　　保障了信息的公信力，组织力量使得信息能够得到最够的重视。

三、高校学生会组织理性在危机信息管理的作用发挥
　　高校学生会作为校内最重要的学生自组织，是一个重要的信息传播主体，在高校信息管理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相比于校内其他危机处置主体，如行政领导主体、教师主体以及单个学生主体，学生会具有独特的优势。
　　斯蒂芬·芬克（1986）提出的危机传播的“阶段分析理论”，把危机事件的过程分为危机潜伏期、危机爆发期、危机延续期以及危机解决期和评估期，并针对危机事件的不同阶段分析其信息传播的特点，总结出不同阶段危机传播的应对策略：在危机潜伏期，应关注“内化性信息”；当危机进入爆发期时，信息内容转为“指导性信息”，向公众传播“如何应对危机”；当危机进入解决期和评估期时，传播则转为“调整性信息”，帮助公众从心理上恢复正常，同时“内化性信息”再次被强调7。
    在群体性事件危机的潜伏期，高校学生会较其他危机处置主体更能敏感的感知危机的早期信息，将其消弭在萌芽状态。有学者将危机或事故看成社会技术系统潜在失败，它往往酝酿了一段时间才爆发。起初尽管很难觉察，但它嵌入到系统的运作之中，人们却孤立的、分开的看待它。随之小问题和事件也没有得到认真对待，知道一些突然的时间发生才引起决策者的重视8。大量校园危机事件可以被看成系统的失败，往往起初只是对学生利益的轻度损害，被忽视后不断发展，直至在某些薄弱环节突然爆发。在我国学生会是代表学生利益的自治的官方学生组织，通过参与学校的管理事务，维护广大学生的利益。基于学生会组织和学生成员的权利义务安排，学生在利益受损之处即寻求学生会组织的帮助，通过组织的力量抗衡其他强势侵权主体，有效维护学生利益，从而制止危机事件酝酿恶化。个体的学生可能以非法的方式从事侵害其他个体或者其他组织利益的行为，或者以非理性的方式行事，如果其作为学生会组织成员，必然会受到组织纪律的约束惩处，从而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
　　校园群体性危机事件爆发后，高校学生会在危机处置中作用更加明显。危机体现出爆发突然性、扩展迅速、信息混杂、行动非理性、破坏性强等特点，随着谣言迅速扩散，非理性的情绪在人群中传染，越来越多的人被动员参与其中，像烈火一样蔓延。介入处置越早，越能降低危机的破坏性。首先，高校学生会组织生长于学生之中，与学生息息相通，相较其他危机处置主体，必然能够较早获知危机事件并介入处置危机，有效防止事件蔓延。再次，在混杂的信息环境中和情绪化氛围中，强大而具有较高公信力的理性权威信息至关重要。真正自治并长期有效维护学生利益的高校学生会组织能够成为这样的信息之源。当人们对所处环境处于高度不确定性状态时，常常迷信周围人的行为，高度信赖权威。具有公信力的学生会组织遵循组织的信息传播原则，获取并检验信息真伪，因此能够通过不断发布理性信息，消除谣言，从而去除非理性情绪和行为。
　　在危机的解决期和评估期，高校学生会能够有效推动事件根本解决。校园群体事件往往涉及多个行为主体，如学校行政当局、学生、教师、甚至校外人员或组织，事件大多由这些行为主体间利益协调失衡或观念冲突所致，需要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作为学生代表，高校学生会能够充分了解事件情况，站在学生的立场参与协商，维护学生利益，进而解决纠纷化解危机。校园危机事件常常是系统性制度性的失败，长期酝酿最终从薄弱环节突然爆发，需要通过制度性调整根本解决，但整涉及利益面多且身，唯有具有较多资源的组织才能推动制度层面解决。自治的高校学生会能够承担这样的责任。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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