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春雷一声响 土地还家庆分田 
　　1929年6月，红四军三次攻打龙岩城的胜利，开创了闽西“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在较短的时间里，长汀、上杭、连城、龙岩、永定、武平六县纵横三百多里的地区内，50多个区、600多个乡打土豪，分田地，解决了土地问题，约有80多万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由于土地革命使广大贫苦农民摆脱了千年的封建枷锁，获得了世代盼望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所有权，广大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暴动前，上杭县农村的土地高度集中在地主阶级手里，田地平均80%以上都在收租阶级手里，农民所占有田地平均不到15%。为了壮大红军、巩固发展革命根据地，共产党组织领导上杭群众，开展土地斗争，从地主阶级手里夺回土地，变农民为土地的主人、国家的主人。 
　　1929年6月，为迅速开展分谷分田斗争，毛泽东、朱德、陈毅签署了《红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规定“一、收租二百担【1担为50千克，笔者注】以上的大地主，农里的谷子及大公会（义仓外）的谷子，一概没收分与贫农，不取价钱。收租二百担以下的小地主，农里的谷子须减价出粜，规定每担谷价照价减半（但谷米商人从外境转运来的不在此例）。二、工人农民该欠田东债务，一律废止，不要归还（但商人及工人农民相互间的债务不在此例）。三、从今年起，田地归耕种的农民所有，不再交租与田东。四、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厘金钱粮”。紧接着，上杭各区乡又迅速传达贯彻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决议》的精神，决议规定田地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基础上，“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 
　　根据中共闽西“一大”土地革命斗争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各乡党支部、苏维埃政府迅速组织农民分田。主要步骤：一、成立分田机构——“没收委员会”和“土地委员会”（村设分田小组）。二、评成分划阶级。以“无衣、无食、无田地、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活者为雇农；以略有点生产资料，但不够吃不够穿，仍要租种别人土地者为贫农；劳动好、不出不入、够吃够穿不剥削他人的为贫农；劳动好、不出不入、够吃够穿不剥削他人的为中农；谷食有余经常有账出，自己有地种不完，出租一部分的为富农；地多自己不劳动，收租放债靠剥削的为地主”。三、调查、统计土地和人口。即召开群众大会（每家出席一名代表）当场调查，众人口报，一人手录。会后，将全乡土地总数除以人口总数得出每人平均可分田亩数和每家应分田担数，同时在交通要道或公共场所，进行张榜公布。四、实行分配土地。土地委员会根据每户人家应分的田担总数，按各户原耕土地为基础，抽多补少，即原则上过去谁耕种的田就分给谁，不足部分补给，多余田抽出来。五、宣布分田结果。土地委员会分田方案制定后，立刻召开群众大会通过，并张榜公布。六、插牌定丘【丘为闽西客家地区对田块的俗称，闽西山垄田多，1亩以上的丘称为大田丘 笔者注】。宣布分田结果后，在每丘田头插上竹签或木牌，标明该田几担，归谁（某村某户人家）耕种，同时由乡政府发给“耕田证”。当时人民群众自编许多歌儿欢庆分田：“中秋佳节月团圆，农民翻身笑连连；区里召开农代会，土地还家庆分田。……” 
　　经过土地革命，变封建地主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极大解决了生产力，因为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有了粮食，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精耕细作，改良土壤，增施肥料，兴修水利，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猛发展。据文件记载：1930年上半年的早稻收成比1929年上季增产20%，生产的发展，粮食的丰收，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迅速改善与提高，出现了许多象才溪乡“先前无米煮，今日有米多”的喜人景象，红色苏维埃政权日益巩固，土匪、盗贼、乞丐、烟赌绝迹，“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全县广大农村到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喜人景象。 
　　二、查田查阶级 土地改革遭挫折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临时中央机关迁入中央苏区到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的这一时期内，一场以贯彻王明“左”倾路线和政策为内容的“查田、查阶级”运动，完全违背了毛泽东同志的一套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同年6月1日，“左”倾机会主义者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发布了《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 《训令》错误地抹煞了当时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的成就，要求“把一切冒称‘中农’的地主富农完全清理清查出来。没收地主阶级一切土地财产”，“富农则分与较坏的劳动份地”。并在查田运动中，把地方苏维埃中一切阶级异己分子及其它坏分子清除出去。 
　　针对如此严峻的局面， 6月中旬，毛泽东同志在上杭南阳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即著名的“南阳会议”，通过了《富农问题》和《流氓问题》决议案，会议充分肯定了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实行“抽多补少”的政策，同时增加了“抽肥补瘦’的重要原则，在《富农问题》决议案中还规定了“左”的政策，如富农“自始至终是反革命的”，应当“把富农当作地主一样看待，”等等。 
　　为贯彻南阳会议精神，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进一步巩固苏维埃政权，1933年8月，上杭各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调整土地运动。调整土地当时叫“查田定产”，有的叫“评阶级划成份’。其方法是，首先成立调整土地的专门机构——“查田定产委员会”。主任由贫农团或乡贫农协会主任兼任，委员由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由9至11人组成（小乡由7至9人组成），当选查田定产委员会成员需具备五个条件：（1）忠诚老实，（2）积极工作，（3）有一定种田经验，（4）大公无私，群众拥护，（5）贫苦农民。整个工作由苏维埃政府统一领导，党团员起核心作用。据当地老人回忆，当时白砂第五乡平均每人分得三担六谷田【访问白砂袁旺兴、袁荫辉、袁光增等老人记录1999年5月31日 笔者注】。当时白砂区共辖12个乡。根据横岗、下乡、塘丰、梧岗四个乡的调查，当年这4个乡共有770余户，人口3100多人，结果在查田定产时，共评出地主20户，富农38户。
在调整土地过程中，实行“抽肥补瘦”的政策，不但进一步满足了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受到群众的拥护，而且丰富了党的土地革命的具体政策，实践证明“抽多补少” 、“抽肥补瘦”的土地政策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后来的工作过程中，由于错误地贯彻了“左”的路线，出现了过份打击富农和侵犯中农利益的“左”的政策，结果迫使地主富农纷纷外逃，扩大了自己的对立面。据1955年上杭基层调查材料记载，白砂岭背乡在查田定产后，外逃的地主、富农和劣绅计5户、21人次，这些人在国民党反攻复辟时，大肆反攻倒算，反革命活动甚为猖撅，人民群众遭受极大摧残。另一方面，在苏区实行“抽死补生”的政策后，个别地方每年都要进行调整土地，于是土地所有权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受到影响，因而挫伤了这些地区的农民生产积极性【如有些群众怕抽出田地，就故意让边远田地荒芜，不去积极改良土壤，增施肥料，“田是黄泥隔，年年做新客” 笔者注】，严重影响了苏区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 
　　毛泽东同志为纠正查田运动中所产生的“左”倾错误，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分别撰写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革命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两篇文章。文中写道：“查田不是分田，查阶级不是查中农，贫农，雇农阶级，要专门清查地主富农阶级”，“中农的利益绝对不能侵犯，不能随便把中农当作富农看待……”，“地主阶级的财物，没收之后，除现款外，应该一律尽快发给本村的贫苦群众……”，“混进苏维埃政府中的地主富农分子、贪污腐化分子，错误轻的，纠正。重的清洗回家，以巩固苏维埃政权”。然而，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政策占了主导，且形势紧张，加上未能充分发动群众参与，因此，上杭的查田查阶级运动实际上已在当地造成了许多不良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侵犯了中农利益，混淆了阶级阵线 
　　毛泽东同志在八县查田运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反对查田运动中侵犯中农，消灭富农的“左”倾机会主义……坚决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办法”。这是正确开展查田运动的必要条件。但由于“左”倾路线执行者对中农和富农的界线未作认真分析，所以在执行过程中，往往侵犯了中农利益。如才溪乡在土地分配上不是按人口，而是按劳动力进行分配。具体规定：1 0岁以下和6 0岁以上的人各分三分之一，只有1 0—6 0岁的人才能分到一分土地。当时才溪乡有雇农17户、64人，平均每户3.7人；贫农812户、3292人，平均每户3人；中农136户、910人，平均每户6.7人，这样中农占有的人口多，而分到的土地却不一定多。同时这种分配法也遭到人口多、老人小孩多的贫雇农民的坚决反对，白砂洋乾乡甚至提出：“随乡比大富，随田比大丘”的错误政策。此外，一些地区还硬性规定凡有耕地30至50担的划为富农成份，50担以上的划为地主成份，加之受“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政策的影响，一些被划为中农成份的人担心劳动积极，收成多，怕再来一次查田运动时，因生活条件改善后被划为富农。据1933年11月《中共福建省委工作报告大纲》记载：“在汀东、上杭等县查出地主，富农400余家，没收田担9000多亩”。实际上当时查田运动中查出的地主、富农，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农甚至是贫农或雇农。 
　　（二）非阶级路线的严重错误 
　　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不少地区对查田运动没有进行深入的宣传和发动，群众对怎样确定划分地主、富农界线不明确，如旧县乡只是流于形式地召开大会，要求群众当场举手表决；茶地乡借口争取群众关系，只整理组织，未开展查田；水浦区甚至与富农订立互不抓人的合约；才溪乡把从地主富农家中没收来的东西，由政府进行拍卖、未直接分给群众等，严重地违反了中央正确的查田布告中规定的有关事项。 
　　另一方面则越查越“左”，越查越升级，企图从肉体上、经济上消灭地主富农，逼使许多地主富农纷纷外逃，投向敌人。如白砂区岭背乡地主刘佑安、刘怀源，由于没有分到田，被逼带领全家逃到城关敌占区。另一地主丘锡谭原在共青团上杭县委工作，后调至福建省苏维埃任国民经济部长，查田查阶级运动被查出来属于地主成份后，纠集其弟丘秀荣、丘其荣、丘立荣等组织“反共团”，疯狂对苏维埃政府进行破坏活动。官洋乡富农温五满仔，分了坏田，经一年深耕细作后变为好田，乡里又将其收回，不再分田给他。据不完全统计，单白砂区岭背一个乡逃到城关敌占区去的地主富农就有5户， 18人。由于逃亡的人日益增多，群众顾虑重重说：“这是逼虎伤人，将来出祸”。 
　　（三）大搞“唯成分论” 
　　在开展查田运动的同时，上杭县政、党、军、机关内还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所谓“对内查阶级异已分子，对外查地主富农”的运动。这一“唯成分论” 的运动，使得人人自危，既破坏了党的建设，又使一些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同志被迫离开组织，甚至被开除军籍，开除公职，轻则送去劳动改造，重则当场枪毙。如上杭县苏秘书长温晴波同志，由于家庭是富农出身，受抄家三、四次，什么都抄光了，还将其母抓起来，自己则被清退回家，他在政府分给的坏田里精耕细作，硬是把烂泥田变成了好田，结果又被没收回去了。闽西医院院长罗化成同志的父亲，是一位很有名望的中医，深受乡里人爱戴，但由于是富农出身，不准他当压生，群众出面保他都不行。因此，造成干部队伍中人心惶惶，如果有谁为这些人说句公道话，就会被指责为阶级妥协分子而受到严重的处理，所以大家只好不说为佳，党内民主遭到严重破坏。 
　　上杭县的查田查阶级运动仅进行了1个多月，就因敌人发动第五次“围剿”，各地全力以赴扩大红军、支前运输等工作而草草结束。“凡是在1933年10月以前，各地处置阶级成分有不合者，立即予以变更” 【毛泽东语 笔者注】。至此，一场错综复杂的查田查阶级运动不了了之。回顾历史，在王明“左”倾路线指导下的查田查阶级运动，对上杭地区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革命队伍的建设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正如张鼎丞同志在他的《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根据地》的著作中指出：“那时候，由于错误地进行“肃反和严查田查阶级”运动，造成了党、政、军、民的离心离德，使闽西处于严重的困难中，我们对于这痛苦的教训，应该很好地总结，切实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