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社会管理创新已经成为我党和国家建设面临的重要课题。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管理制度、方法的落后，社会矛盾在当前已经大量凸显。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离不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只有综合利用多种纠纷化解机制，才能在“公平”、“效率”、“和谐”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管理创新。

关键词：社会管理；利益诉求；调解；非诉
　　作者简介：李延舜，男（1981.9.13-），汉，河南科技大学法学院讲师，硕士。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10--02

一、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性及基本任务
　　2004年6月我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社会管理被纳入更完备的体系性框架之中，社会管理创新也就成为2009年底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所强调的“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社会管理创新已经是摆在我党和我国面前的一个严峻的任务。
　　社会管理，是指政府以及其他社会主体，运用行政、法律、法规、政策、道德、价值等社会规范体系，直接或间接地对社会不同领域和各个环节进行服务、协调、组织、监控的过程和活动，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社会管理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项管理活动。因为人的根本属性就是社会性，群居是人的天性。在社会的生存发展过程中，“有群即有争”，人类在社会中的和谐共存与发展离不开健全有效的社会管理。因此，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
　　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主要有七项：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化解社会矛盾。从节开始，我们将目光指向社会管理中的矛盾化解部分。

二、社会管理创新的重心
　　“源渊则流长，流活则源清”。社会管理的着力点在化解社会矛盾，解决民众纠纷。要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诉求表达、矛盾调处、利益协调和权益保障等机制，努力消除并缓解社会紧张情绪，平和民众心态，保持社会安定有序，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做到这个要求，我们需要建立三种有效的机制：
　　1、建立健全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大力畅通基层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建立规范有序的信访秩序。尤其是根源于基层群众诉求的初次信访，要加大乡、县两级初访协调处理力度，不断提高初访办结率，努力把矛盾纠纷和隐患问题解决在初始环节；切实抓好网络信访，组建市（州）网络信访中心，实现基层群众不出门、不上访、不花成本就能快捷解决问题；切实抓好领访代访，由县（市、区）和乡镇（街道）基层信访工作人员代理和带领信访人向上反映问题，引导基层群众走正确渠道反映合理诉求，维护良好的信访秩序；切实抓好约访接访，定期组织开展村（社区）和乡镇（街道）干部首问接访、县（市、区）委书记“大接访”、市级以上领导干部约访活动，把矛盾问题解决在各个环节。
　　2、建立健全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创新矛盾纠纷化解办法，采取八大化解举措，即通过源头化解、网络化解、接访化解、疑难化解、督办化解、现场化解、依法化解、改进化解，提高矛盾化解率，努力形成良性循环。构建四级化解网络，即建立健全村（社区）—乡镇（街道）—县（市、区）—市（州）四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对排查出的各类问题坚持分级调处与联合调处相结合、包案调处与专班调处相结合、超前调处与督办调处相结合。完善三个工作机制，建立高位协调机制，对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人事分离、人户分离、人事户分离的重大信访问题和群体性事件由地方主职领导或上一级跨部门领导牵头协调化解；建立重点推进机制，坚持做到抓主管问责，抓整改落实，抓督办检查，抓定期例会，抓工作通报，抓领导谈话，抓经验交流，抓培训提高，抓宣传推广，抓改进提高，建立环环相扣的工作推进机制，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建立改革创新机制，总结推广国有企业改制维稳、城镇征地拆迁、军转干部安置、非正常死亡处置等好做法、好经验、好典型，打造一批在全省乃至全国有影响的工作品牌。
　　3、建立健全疑难案件化解机制。对急难险重和疑难杂症问题要加大化解力度，组织开展疑难案件攻坚活动，特别是对企业改制遗留问题，在合情、合理、合法的基础上，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采取多方筹资、政府兜底，一次性了断等诸多手段，确保当年发生的案件当年化解。对短时间难以化解的重大涉稳问题要加大专班包保化解力度，按照“五专”要求，即专家会诊、专班应急、专项治理、专项打击、专班巡查；落实“四包”责任，即包沟通、包化解、包稳控、包接返；采取“五包一”举措，即在重大敏感时段，对重点领域、重点群体、重点人员由一名县级责任领导、一名公安基层所队负责人、一名责任区民警和两名街办或社区干部进行包保稳控，确保不出现失控现象，确保跟踪管理化解到位。

三、社会管理创新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处于变革期和转型期的社会形态必然会为管理工作提出新任务和新要求，乃是因为这一时期不仅是社会矛盾的多发期，而且是多种社会矛盾的迭合期与交叉期，也就是复杂性与纠结性并存。此中，核心问题始终都是资源和利益的占有与分配，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失衡与不公。做大做强蛋糕是一回事，切好分好蛋糕是另一回事。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人们的一种心理常态与惯性思维。当然，滋生社会矛盾的胚基还远不止此。其他像全球化、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城镇化等，就都是催生矛盾的社会因素，同时也都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谁也阻止不了它。日益复杂多样的社会矛盾决定了解决纠纷的途径不能单一化。在各方利益平衡中，可以通过判决作出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判断；可以通过协商解决纠纷，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可以通过调解使得各方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还可以通过仲裁等方式寻求比较专业的权威的化解纠纷方法。这些纠纷解决的办法，合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可以通过功能程序效果各不相同的多种路径解决纠纷的一套运作系统，他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主体多样性和需求多样性的特点。根据各自的个性特征，可以分为诉讼方式和非诉讼方式两种路径。诉讼方式即通过诉诸法院，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形成判决对纠纷进行裁决的方式，非诉讼方式也就是采取诉讼以外的方式，即所谓的ADR机制。ADR是英文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缩写，其意为“替代性（或选择性）纠纷解决方式”，最初是指20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现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ADR作为争议解决方式，最早肇始于美国，初衷是在政府的支持下通过ADR来解决“诉讼爆炸”带来的社会问题，解除法院沉重的诉讼负担。自产生以来，迅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股ADR潮流，在欧洲大陆、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相继得到蓬勃发展和广泛应用。目前，在各国司法实践中广为使用的不经过正式的审判程序而解决纠纷的替代性争议解决方式主要有仲裁、调解、谈判、案件评估、由法官主持的和解会议等。我们既可以将ADR理解成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也可以将其理解成审判外的纠纷解决机制。它具有以下几个典型特征：第一，程序上的非正式性；第二，纠纷解决基准上的非法律化，即无需严格适用实体法规定；第三，从纠纷解决主体角度，ADR具有非职业化特征，它并不需要专业律师或法律人员的参与；第四，形式的多样化；第五，裁决者与当事人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裁决者并不是行使司法职权的法官，当事人的处分权和合意较之诉讼具有更重要的决定意义，因而被称之为更彻底的新当事人主义；第六，纠纷解决过程和结果的互利性和非对抗性。
　　在此意义上，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以及和解、信访等都属于有我国特色的ADR。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具体体现为以诉讼为核心，各种非诉讼方式为补充的相互配合、相互衔接，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法律、行政、教育等多种手段来协调处理社会矛盾纠纷。
　　我国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以调解为典型。由于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的国民历来有厌讼的观念，孔子的著名政治理想“听诉，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被古代统治者所推崇，“无讼”被视为社会治理的一种理想境界，息诉成为封建社会大小官吏的重要施政目标。同时，厌诉、息诉的观念在社会公众之中普遍存在，普通百姓只有万不得已时才对簿公堂或告御状。采用调解这种纠纷解决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以和为贵”，毕竟双方当事人对簿公堂即形成了“仇人”，这不是我国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在第一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我国建立和发展了人民调解制度，在革命圣地延安，边区人民最早采用调解手段解决民间纠纷。新中国成立后，调解制度不断被发扬光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继续发展和完善人民调解制度的同时，大力推进行政调解、司法调解，逐步形成了以人民调解为基础，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互衔接配合的矛盾纠纷调解工作体系。目前，全国共有人民调解组织84万多个，每年调解民间纠纷400多万件，调解成功率超过95%，对于妥善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被国际上称为“东方一枝花”。
　　除诉讼和调解外，还有两种非常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首先是仲裁，仲裁在商事仲裁、劳动争议案件中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迅速发展起来，各类仲裁制度不断健全完善；其次，信访从一种“上达视听”的群众反映方式变成了纠纷解决方式。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把信访工作作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信访工作在解决陈年积案、改善民生、维护人民权益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05年，国务院颁布信访条例，把信访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信访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

小结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和谐社会不是没有矛盾的社会，而是社会矛盾纠纷得到及时妥善化解、人民权益得到及时有效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得到及时有力弘扬的社会。因此，构建一套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任重而道远。